山影导演姚言讲述开国元勋夫人们的故事
新华网山西频道    2006-06-07 来源:山西青年报

   最初拍摄时要进行外联工作，当时的姚言只有一个感觉——难。“领导家住哪儿？找谁联系？我是两眼一抹黑。”后来，还是在全国妇联的支持下，姚言联系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组”、“邓组”、“陈组”、“彭组”、“任组”、“张组”（专门负责研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机构），以及中共中央党史办和被各个领导家庭所认可的追忆作家。“这等于是找到了红色家庭的门。”姚言说。

  但筹拍《忠贞》的山西电影制片厂、山西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单位，姚言说：“如果是中央电视台来筹拍这个片子，那肯定会顺利得多。刚开始的时候，怎么让别人信任你，是个严肃的问题。”

  用自己的真诚打动夫人们，是姚言惟一的“绝招”。比如在拍摄过程中，需要夫人们及其家属提供一些老照片。但这些老照片很珍贵，尤其是战争年代的老照片，有些夫人及家属担心拿走就送不回来了，不愿意提供。这时，姚言就写信给她们：“99年大米几毛钱一斤的时候，我们拍片的补助每天30元，几年过去了，大米已经涨了一倍多，我们的补助还是30块钱。看到同行们买房买车，我们没有动摇，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事业。”姚言让这些夫人及其家属感受到“自己是在诚心诚意地做这件事的”，因此，一些特别珍贵的图片资料顺利拿到了手中。

   在拍摄中，让开国元勋的夫人接受采访、开口说话并不容易。姚言说，“她们都是组织观念特别强的人。担心年龄大了，说不好，所以有些老妈妈不太同意接受采访。”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剧组只能“被动记录”——即在夫人们出席各种活动的时候去跟拍。
   机会是慢慢等来的

    一次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五哥从国外回来，姚言接到王光美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询问能不能将他们兄弟姐妹的聚会拍下来。姚言一听，这是个沟通的好机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随后，姚言带着拍好的带子和鲜花前去采访王光美老人，老人当场就对她的秘书小苏说：“（姚言）姑娘漂亮，漂亮就好办事，咱们全力配合。”

    而等待贺龙夫人薛明接受采访的机会更为特殊。2001年，贺龙和薛明的儿子贺鹏飞去世，这对薛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对于众人的担心，薛明显现出了自己的刚强，一向不愿意接受采访的薛妈妈面对前来慰问的姚言，当即说：“我拍，不仅要拍，还要拍好。”

夫人们的责任心

  七年前接拍这部纪录片时，事业心很强的姚言坦言自己当时觉得很刺激，很具挑战性。因为“这带有神秘性质”，将揭开普通人眼中“高官太太”的传奇经历。七年后，姚言完全改变了自己当初的观念。在与“老妈妈”们点点滴滴的接触中，姚言所看到的，是老人们同普通人一样平实朴素的生活。

在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儿让姚言特别感动。那是宋任穷夫人钟月林一家请姚言吃饭，她因为有事耽误就去晚了，等她赶到时，钟妈妈

  留了份饭菜热在锅里一直在等她。姚言吃饭时，钟妈妈就坐在桌旁看着她吃。姚言回忆说，她当时一下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更让姚言感动的是“钟老妈妈”不仅仅对她这个“熟人”好，对整个社会也很有责任心。91岁的钟月林至今还坚持自己洗内衣，用水也很节约，洗菜、洗手、洗衣服的水都要留着冲厕所。“以前三天洗一次澡，今年天太旱，十天才洗一次，就是为了节约水。”钟月林的女儿宋斌斌说。

  这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并不是钟老一个人具有。1998年，我国南方地区发生特大洪水，彭真夫人张洁清在北京举办的募捐晚会上，把彭真的九年工资和养老费共3万元献给了灾区。

夫人们的平凡生活

   除了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大方”一下，元勋夫人们平时的生活相当朴素。解放后，有一段时间，陈云夫人于若木在香山植物园工作。从中南海到香山植物园，于若木总是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上下班的。“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都觉得像是瞎编，但这是真实的，于妈妈一次在西单被人不小心撞倒，还忍痛用一只脚蹬着自行车回家。”姚言告诉记者。

   大清早，有的元勋夫人自己溜达着去买菜，在菜市上“砍价”；冬天到了，她们和北京市民一样储存大白菜……让姚言在走访中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很多老人的家里，使用的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家具。像王树声夫人杨炬老人，至今还居住着55年前分配给她的房子，家里的家具设施55年来从没有更新过。一次，姚言去中南海看望钟月林老人，随行的一位姓金的山西司机出来后，连着对姚言说了三个“没想到”：“没想到老人这么朴实、平易近人；没想到他们住的房子一点都不大；没想到他们这么朴素，家里的布置还不如咱普通人。”

    邓小平夫人卓琳很早就签了角膜捐献的志愿书，近几年她对希望工程、残疾人协会都进行过捐助。卓琳说她自己的生活还过得去，不需要留什么钱。女儿邓林说妈妈自己的钱都捐了，没给自己留下一点。

    事实上，元勋夫人们还将这种保持艰苦奋斗不搞特权的作风延续在了她们对子女的教育上。彭真的女儿在学校发高烧，想让父母派车来接一下。张洁清不同意，让她自己坐车回来。最后，还是同学们把她送了回来。卓琳也从不娇惯孩子们，“文革”前，邓楠在八一小学上学，周末回家也要自己挤公共汽车。

    谢觉哉的小儿子谢亚旭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回来问姐姐：“爸爸的官有多大？坐的车是什么牌子？”原来学校一些孩子在比这些。谢党哉夫人王定国马上对孩子讲，官大官小都是人民的公仆，给车是为了工作方便，同学之间怎么可以用来比？“要比就比谁的学习好，谁将来对人民贡献大，不要依赖父母，依赖父母没出息，这样的孩子我不要。”

    夫人们的革命姻缘

    十六位开国元勋的夫人中，有家境贫寒的童养媳，有出身豪门的大小姐，也有单纯可爱的女学生。为了理想，她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革命者。而她们的爱情，也像她们对革命事业一样，忠贞不渝。

    面对摄制组的镜头，薛明讲起了她和贺龙的恋爱经过。当时贺龙42岁，是西北局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薛明22岁，是从天津投奔延安的漂亮女学生。

    第一次见面，贺龙向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将来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几经组织撮合，但薛明一直没动心思。

    有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这时贺龙就回头来拉她。

“我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我这么一看——当时，不可能专门有那样的机会去看他——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很帅。”

    贺龙把薛明拉出来，指指不远处：“那就是你的驻地了。”“当时他要是继续送我或者是拉着我走，我就不一定喜欢他。后来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女同志跟男同志腻腻歪歪的。他拉了我那么一把，就是这么一瞬间，我觉得他挺不错。”

    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笑话”：他们散步了，还送了，压根就成了嘛！

    不久，彭真上门找薛明谈话：“我今天就要打开窗户说亮话。老贺谁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老贺没有时间跟你坐在这西北局窑洞里谈恋爱，他要到前方打仗。我们觉得你两个人可以做夫妻！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

    最后的结果是，薛明嫁给了贺龙。而他们的恋爱过程也几乎是所有夫人的“爱情模式”——领导看中，主动追求，组织撮合，最后结婚，很多人也在婚后成为丈夫的专职秘书。这种特殊年代的“模式”，在当时并不少见。

    张洁清和刘英也是如此。1932年，还是中学生的张洁清，放弃了安逸舒适的大小姐生活，为共产党做秘密交通工作。1936年，经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姚依林介绍，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在白区为当时也做秘密工作并化名“魏先生”的彭真秘密传递文件，两人在工作中相互了解。张洁清告诉姚言，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会跟彭真结为夫妻。

    刘英出生在长沙的书香之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还是一个20岁的女学生。1934年，刘英跟随红军长征，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与当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有工作上的往来，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35年，红军达到延安后，他们结为夫妻。

不一样的浪漫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样的选择并不浪漫，但姚言在拍摄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夫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首长”的特殊敬佩与爱戴之情。在剧组拍摄采访时，于若木老人回忆自己与陈云的恋情时所说的一段话：“我那时才18岁，就是热血青年，对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拜……也非常爱听他们的政治报告，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对30多岁的成熟的男人特别崇拜。”

    特殊时期的婚礼有它的独特之处。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礼，就是罗荣桓让人从西安捎来半袋面，擀了面条，谭震和警卫班、炊事班的人过来吃了面，算是喜饭。被子是罗荣桓从长征路上背过来的，一条夹被一条毯子。林月琴说：“脏得不得了。”

    新婚燕尔的薛明和贺龙散步，前后都是警卫员。警卫员说：“首长，我又发了一支手枪。”贺龙问：“哪国造的？”警卫员答：“德国”贺龙说：“试试。”薛明回忆说：“本来是在散步，后面‘砰’就是一枪，我一回头，他说‘没事没事’，你走你的。你想想，我还散什么步啊。”薛明忍不住大笑起来。

    邓小平在太行山的那段时期，卓琳与他见一面都很难。有一次她对邓小平说：“你给我写信吧，说说你一天干些什么工作。”邓小平说：“好，我回去让秘书打个底稿，说我一天干些什么事，然后我印它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发一份。”卓琳一听说：“这样写信啊，不要了不要了。”但是她理解丈夫，不是不想，实在是没时间。

    多年以后，这些年过花甲的老妈妈再次回忆起这些往事，让姚言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浪漫。

为丈夫她们甘愿付出自己

    在常人的婚姻生活中，一般惯例是男人照顾女人。可这种惯例在她们这里被颠倒过来。用王（光美）妈妈的话说：“党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姚言对此感慨道：“她们把照顾丈夫当作自己的事业，当作党和国家的事业，她们真是太无私了!”

    大革命时期，得知任弼时被敌人逮捕，身高只有1．40米的陈琮英背着孩子去扒煤车，赶到事发地去掩护、营救自己的丈夫。“文革”期间，为了掩护丈夫，王光美让秘书先带刘少奇走，自己跳上桌子转移红卫兵的注意力。

    在丈夫危难时，她们挺身而出；在日常生活中，照顾丈夫，已经成为她们的习惯、责任和任务。

    1990年1月，钟月林和宋任穷在上海住的一家宾馆突然起火，警卫员背着宋老跑了出来，却不见钟月林，好半天才看见她在浓烟中摸索着出来，原来，她在房里为穿着睡衣跑出来的丈夫找大衣。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保证丈夫的营养，刘少奇每餐有一个水果，而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能随便吃的。在1958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以及1979年到1988年，彭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张洁清将彭真每天的活动安排及身体状况，都完整地记录下来，十年如一日，从未中断过。

    对于这种相濡以沫，姚言并不觉得奇怪。让姚言吃惊的是，在采访中她了解到，虽然夫人们的丈夫是高官，但她们都自觉地远离丈夫的权力。比如，刘少奇的办公桌是王光美的“禁区”，她从来不碰桌上的文件和电话。

    一直以来，“夫人”们都是为了丈夫而甘愿退居二线。

    东北解放以后，组织上任命林月琴担任某部副部长的职务。当时丈夫罗荣桓看见部队好多同志在前线打仗，孩子没人管，觉得林月琴应该在部队办个学校，管管孩子们，因为这个工作更适合她。林月琴二话没说接受了丈夫的提议，当起了“娃娃头”。

    张洁清1931年就参加革命，“文革”前中央两次给她提级，她都正式给中组部打报告拒绝。

    中央曾提名钟月林担任过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换届时，她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对妻子此举颇为赞同。

    姚言在为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拍摄时就发现一个细节，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齐心老妈妈永远都是站在当时还健在的习老身后。

“抢救性”的影像资料

    作为曾经和立下赫赫战功的男人们并肩作战的夫人们，她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流泪，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姚言告诉记者：“除了卓琳、王光美等人媒体有过报道和介绍外，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几乎都查不到她们的资料。”而在拍摄的过程中，姚言通过首长夫人及其子女的支持和帮助，将一些极为珍贵的史料和家庭录像首次公开。比如，卓琳由于身体原因在邓小平诞辰百年纪念会上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摄制组不但采访到她，还同时采访到了她的四个子女，这在其他反映邓小平的纪录片中也是很少有的。在拍摄的过程中，纪录片也随时跟着主人公生活的突变而及时作出变动。拍摄期间，对于宋任穷的去世，《忠贞》摄制组也及时进行了拍摄，在片中加入了钟月林及其家人向医务人员及宋老身边工作人员致谢的内容。

    姚言告诉记者，就在前一两个月，已经91岁的钟月林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去探望了93岁的谢飞。后来，姚言才知道，当年与钟月林和谢飞一同参加红军第一方面军的30多名女兵，目前只有她们两人健在了。这让姚言意识到：《忠贞》摄制组抢救性地拍下了16位前国家领导夫人的影像资料。因为这些“夫人”们都已年过古稀，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中，就先后有4位老妈妈去世。

    现在，姚言迫切希望《忠贞》能够尽早播出，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她所认识的“妈妈”们。（图片均由《忠贞》制片人姚言提供）

《忠贞》所拍摄开国元勋夫人名单
张闻天夫人———刘  英
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徐向前夫人———黄  杰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
宋任穷夫人———钟月林
彭  真夫人———张洁清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
贺  龙夫人———薛  明
陈  云夫人———于若木
杨成武夫人———赵志珍
邓小平夫人———卓  琳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
罗瑞卿夫人———郝治平
王树声夫人———杨  炬
习仲勋夫人———齐  心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其中，陈琮英、刘英、林月琴、于若木在纪录片后期制作过程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