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夫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柴爱新\北京报道

“红色夫人”

正文导语：为了理想，她们从不同的地方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并结下革命姻缘

2006年5月16日下午，北京中南海一个小四合院的回廊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妈妈坐在一张老式的木制沙发上，戴着老花镜，正翻看着一本书。
她就是已逝前国家领导人宋任穷同志的夫人钟月林，今年已经91岁。她看上去有些虚弱，但精神尚好，声音朗健。
“前些天我去见了谢飞，还拍了照片。”钟月林指着照片上和她对面而坐的老人谢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年钟月林和谢飞等30多个女兵一起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目前只有她们两人健在了，谢飞今年也已经93岁高龄。 和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男人们并肩作战的女人们有些已经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们也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流泪，闯过了枪林弹雨，但少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
“除了卓琳、王光美等人媒体有过简单的报道和介绍，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几乎都查不到她们的资料”。纪录片《忠贞》）的制片人姚言说。 《忠贞》摄制组抢救性地拍下了十六位前国家领导人夫人的影像资料，之所以说“抢救”，是因为她们都年过古稀，在纪录片后期制作中，就先后有四位老妈妈去世。

这是一部集中描写老一辈革命家夫人的大型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得到了首长夫人本人及子女们的支持和帮助，一些极为珍贵的史料和家庭录像首次公开。
纪录片1999年立项，2006年1月国家广电总局审查通过。由全国妇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共同参与创作，山西电影制片厂负责组织拍摄制作。共拍摄了31集（除徐向前夫人黄杰因身体原因只拍摄一集，其余15位夫人每人两集，每集35分钟），前后拍摄了七年。
制片人姚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外联工作，开始的时候很多首长家庭都拒绝了。
“就是找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拍王光美找刘（少奇）组，拍卓琳找邓（小平）组。”有的夫人曾经多次拒绝摄制组的采访，最后是摄制组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对方。
卓琳由于身体原因在邓小平诞辰百年纪念会上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而摄制组不仅采访到了她，而且同时采访到了她的四个子女，这在其它反映邓小平的纪录片中也是很少有的。
现在，姚言已经和这些家庭建立了感情，亲切地称她们为“老妈妈”。
在镜头下，这些前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们从参加革命，到与丈夫在革命中结缘，并共同经历烽火岁月和文革动荡的传奇人生历程展现在人们面前。

走向延安
钟月林，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的一个贫寒家庭， 八岁那年，被一户赖姓人家接过去做了童养媳。
“那个地方很封建，女同志什么都不认识，只能割草喂猪，做家务事；洗衣服，男人的衣服都要放在上面，女人的放下面。我要是不当童养媳，还真参加不了革命。”钟月林回忆说。
钟月林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甚至名字也是妇女会的同志给取的。贫苦的出身使她非常向往社会平等，1931年，钟月林加入青年团；1933年春天，被派往瑞金，到中央局妇女部工作。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0月，钟月林所在的部队加入了长征。长征路上，钟月林得到了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悉心照应，钟月林对贺子珍的感激之情至今溢于言表。经过艰难跋涉，钟月林终于和部队于1935年10 月到达延安。
黄杰（徐向前夫人）参加革命较早，到延安之前，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926年岁末，黄杰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在这里，黄杰见到了周恩来、李富春、项英、恽代英、陈毅、徐向前等一些早期共产党人。1927年，黄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黄杰离开了她工作多年的白区，来到了她日夜向往的延安。
1932年，还是学生时代的张洁清，放弃了安逸舒适的大小姐生活，跟着姑姑张秀岩（中共早期党员）为党做秘密交通工作。1936年，经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在白区为当时也做秘密工作化名为“魏先生”的彭真秘密传递文件，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几年之后，张洁清与彭真结为夫妇。
出生在长沙书香之家的刘英（张闻天夫人）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还是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女学生。1934年，刘英跟随红军长征，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与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35年，红军到达延安后，他们的爱情之花也有了结果，在这片黄土地上结为夫妇。
少女时代的王定国（谢觉哉夫人），便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便经历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王定国被派到兰洲八路军办事处，与当时的办事处领导人谢觉哉结为夫妻。1940年，王定国跟随谢老回到梦寐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1923年11月，齐心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东街。1937年考入北平市立女一中。在姐姐带领下，1939年齐心来到山西屯留抗大一分校，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半年后齐心破格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40年转为正式党员，年仅16岁。
1941年齐心被党组织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春，齐心到绥德师范作学生工作，时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经常到学校做报告、指导工作，给齐心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的才干与工作作风也让齐心十分佩服，1944年春天齐心与习仲勋举行了婚礼。
为了理想，她们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革命姻缘
她们来到延安时，正值青春年华。
钟月林回忆道，一天贺子珍告诉我：“哎呀！月林，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有人要给你介绍跟宋任穷结婚。”
钟月林将信将疑，心里很高兴，因为在她心目中“宋任穷这个人很好，（是个）非常好的干部。”
于若木和陈云的恋情稍显浪漫。
1938年初，陈云身体虚弱，需要护理，组织上挑中了政治可靠的于若木。他们在接触中渐渐增加了了解。摄制组采访时，于若木回忆：“他（陈云）说，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了。”于是，陈云给了于若木一本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而于若木则送陈云同志一本哥哥从英国带回来的计算器，确立了恋爱关系。
正如于若木所说，“我那时候十八岁，就是热血青年，对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拜……对他们的政治报告也是非常爱听的，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对三十多岁成熟的中年人特别的崇拜。崇拜他的成熟，处事的老练。”
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感到，夫人们几乎都对“首长”们怀有特殊的敬佩与爱戴。
郝治平第一次见罗瑞卿时有些紧张，罗瑞卿问她叫什么，她回答完，敬个礼就走了，罗瑞卿与郝治平结婚后说，“你（那时）好高傲啊，给我敬个礼就走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隆重的婚礼，组织介绍一下，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很快就结成夫妻。 林月琴和罗荣桓简陋的婚礼在当时很普遍。
罗荣桓从西安让人捎来半袋子面，擀了面条；谭震和警卫班、炊事班的人都过来吃了面，算是喜酒。新房窗户上的木板是老百姓卸下来的门板，被子是罗荣桓从长征路上一路背过来的，一个夹被，一个毯子，“脏得不得了”（林月琴语）。
新婚燕尔的薛明提出要跟贺龙散步，前后都有警卫员，贺龙和薛明两人走在中间。警卫员就说：“首长，我又发了一只手枪。”；贺龙问：“哪国造？”，“德国造。”“用过没有？试试。”“本来在散步，后面就‘砰’一家伙打了一枪……我一扭头，(贺龙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走你的，我还散什么步啊！没有他，我还散什么步啊！……”薛明回忆起来忍不住大笑。
虽然她们不曾海誓山盟，但是历史证明，她们的爱情像她们对革命事业的感情一样，忠贞不渝。

烽火岁月
烽火岁月中，这些革命夫妻聚少离多。
钟月林与宋任穷结婚仅三天，中央决定，派宋任穷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任政委。宋任穷第二天就带上警卫上路了。
邓小平在太行山的那段时期，卓琳与他见一面都很难，有一次她忍不住对邓小平说：“你给我写信吧，说说你一天干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答：“好，我回去叫秘书打个底稿，说我一天干些什么事，然后我印它十几份，每一个月我发一份来给你。”
卓琳说：“哎呀，我说你这样写信啊，不要了，我不要了。”但是她能理解丈夫，不是不想念，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见不到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对方的消息，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
郝治平在一次扫荡中意外与丈夫罗瑞卿重逢，罗瑞卿见了她第一句话说：“你还活着？”
“那时候的人见到了就是见到了，见不到呢也就见不到了，说没有就没有了。孩子也是这样。”现在80多岁的郝治平说到这些往事时很平静。
战争对女人来说更加残酷，因为她们要在烽火中养育后代。
这些经历战争的女性，多数都有孩子夭折或失散的经历：钟月林的第一个孩子七天因“脐带风”夭折，第二个孩子寄养在山里老乡家里，因为缺少粮食被饿死；赵志珍（杨成武夫人）抗战八年中死了三个孩子，解放后才把寄养在老乡家里的三个女儿找回来；卓琳生下第一个孩子（邓林）七天，就把她寄养在山西黎城县一个老百姓家中……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则在延安做了手术，终生没有孩子。
陈琮英和任弼时的姻缘与别人不同，他们是从小定下的“娃娃亲”，1926年就在长沙结婚了，她生下的前五个孩子都是在革命中夭折了。
1934年，陈琮英跟随任弼时和四方面军指挥部，开始了长征。任弼时和陈琮英的二女儿陈远征是在长征路上出生的。为了给她增加营养，朱德曾经给她钓鱼吃，任弼时用布背带把女儿背上，夫妻俩相扶相依，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才到达陕北。
了解了她们的经历，才知道那些影视作品中的情节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真实故事。
1947年秋天，刘邓大军南下对国民党军展开战略进攻，抱病在身的王树声主动请缨要求打回大别山。面对病中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他难以割舍，无以相慰，于是将身边唯一的一张照片题诗留赠给妻子杨炬：“久别重逢今又别，不知人月几时圆，伤思艰险犹尝尽，誓将奋斗会中原。”

照顾、辅助丈夫是她们的事业
“她们有理想有信仰，也有追求。她们把照顾丈夫当作自己的事业，当作党和国家的事业。”《忠贞》制片人姚言感慨无限，“她们真是太无私了。”
1990年1月，钟月林和宋任穷在上海的宾馆起火，警卫员背着宋老跑了出来，出来后却不见钟月林，原来她在房间里给丈夫找大衣，因为宋任穷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好半天，才看见钟月林在浓烟中摸索着出来。
一般惯例是男人照顾女人，但她们照顾丈夫已经是习惯、责任和任务。
“我不可能对他有多大帮助，除了在家里边应尽的责任，在工作上，我考虑的就是不能干扰他。”贺龙的夫人薛明说。 “她（王光美）大家闺秀出身，文化层次比较高，辅仁大学物理学研究生毕业，专业不能说荒废吧，起码没有按她的自己的专业去发展，而是把照顾我父亲的生活和工作，作为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说。
刘少奇的卫士李一民和马传忠回忆，因为毛泽东喜欢夜晚办公，白天休息，刘少奇经常晚上外出开会。只要刘少奇不回来，王光美从来不单独吃饭，也不休息。不仅如此，王光美还要照料九个孩子（包括刘少奇前两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回忆，王光美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有些孩子直到“文革”才知道不是她亲生的。
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家庭，仅是她们“事业”的一小部分，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她们尽量辅助丈夫的事业。
1951年，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英作为第一批女外交官，和张闻天一起远赴莫斯科，担任参赞和使馆特委副书记；1952年, 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全家人迁到了北京，卓琳则担负起了邓小平同志的秘书工作, 负责整理邓小平处理过的文件档案；1958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和1979年到1988年，彭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张洁清写下的工作日记，从彭真每天活动安排到身体状况和气候变化，都有完整的记录，数十年如一日从未中断过。 当她们的工作对丈夫不利或有可能不利时，她们从来都是主动作出牺牲。
张洁清1931年就参加革命，“文革”前中央两次给她提级，她正式给中组部打报告拒绝；中央曾提名钟月林担任过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换届时，她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对妻子此举颇为赞同。
她们对丈夫事业的帮助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赵志珍记录了杨成武六十年的工作状况，四百万字，后被编成《杨成武军事文选》上下集，保存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朱仲丽为完成王稼祥写篇批驳王明文章的遗愿，写了题为《正确的军事革命路线与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为了辅助丈夫的工作，一天学没有上过的王定国在既是丈夫又是良师益友的谢觉哉辅导下，努力学习文化，并学会了一手好画。（完）

鲜为人知的“夫人”生活

国家主席夫人骑自行车，别人都不相信这个事

“没想到，这些夫人们的生活那么简朴，家里的家俱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拍摄纪录片之前，姚言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些住在中南海里的首长夫人们心存敬畏和神秘。 此次拍摄，摄制组却发现了夫人们鲜为人知的普通人生活。

平凡的生活
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于若木在香山植物园工作。星期日下午到单位，星期六下午回家，从中南海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有一次在西单她被一个莽撞的年轻人撞倒了，年轻人把她扶起来，让她坐在马路边休息，然后就走了。于若木忍痛用一只脚蹬着自行车回到家，医生检查后，发现她脚骨折了。
钟月林至今还坚持自己洗内衣，她用水也很节约，洗手、洗菜、洗衣服的水都要留着冲厕所。“以前三天洗一次澡，今年天太旱，十天才洗一次，为了节约水。”她的女儿宋斌斌说。
1998年，我国南方地区发生特大共水，张洁清在北京举办的募捐晚会上，把彭真的9年工资以及他去世后给张洁清留下的养老费共3万元捐献给了灾区。 “说她打扮得很漂亮啊！穿的都是什么料子裤啊！，文化大革命批判她时硬把裘皮衣垫到她身上。访问印尼回来，把她形容得更不象话。实际上，光美同志非常朴素、平易近人。”刘少奇的卫士李一民说。文革中王光美被批判“生活腐化”，据刘少奇的卫士李连成回忆，王光美平时穿的都是咔叽布的蓝裤子、蓝上衣，有的洗得都褪了色。
1963年，王光美去搞“四清”，她把一个小木匣经过刘少奇转交给时任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这个木匣是她一家的钱柜，刘振德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的是：“给(炊事员)郝苗120 ，给外婆150 ，给卫士组100 ，给赵如君就是赵阿姨40 ，另外水电费，房租费60，25块钱的党费。”
“当时少奇同志400多一点儿，光美是100多一点儿，跟我工资一样，一共500多块钱嘛，这样一分配就没有什么钱了。”刘振德说。 时任刘少奇的卫士的李一民和马传忠回忆，王光美不管开会、上街买东西，还是探亲访友，一律都骑自行车。王光美生了小小之后，要从医院接出来，是从交通科要的车 ，事后两毛钱一公里，路费照常交。“象现在这些年轻人，给他们讲这个故事，那瞎编，这个我们亲眼见，是实际，就是说，一般国家主席夫人骑自行车，别人都不相信这个事。”马传忠说。
卓琳很早就签了角膜捐献的志愿书，近几年她对于希望工程、残疾人协会都进行过捐助。“（卓琳）自己根本就没有留什么钱，因为我们自己生活都过得去，所以我妈妈自己的钱差不多都捐在这上面了，自己一点钱没有留下来。”邓林说。

教育子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极度匮乏。齐心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半导体，她去了几次商店都没舍得买。但她却两次共捐出去五千块钱，给比她更需要的人。钱，是她让女儿桥桥从邮局汇出去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没有留下真实姓名。“为什么没有自己去让我去呢？就是希望我早一点有这种爱国的意识。”桥桥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现在回忆起来，才能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
1965年，桥桥准备考高中的时候得了肺结核，吐血，需要母亲在身边照顾，但齐心正在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只写来信，鼓励她在病中要坚强要注意好好休息，九个月，她没有请一次假来看桥桥。 卓琳从不娇惯孩子们。文革前，邓楠在八一小学上学，周末回家要自己挤公共汽车。
“她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在做什么工作，是多大的官。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小学五年级，忽然有一天一个同学问我，你爸爸是谁?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我看到他那个表情以后，哎哟，我忽然感到好像(爸爸)那个官还不算太小。”邓楠说。
一次，邓楠所在八一中学的数学小组，要参加数学竞赛，但当时参加数学竞赛的那个数学习题集很难买到，卓琳就把邓楠借来的习题集全部抄下来，整整一本书，抄了无数个白天黑夜，后来，邓楠就一直是拿她抄来的那本习题集做练习。
齐心的女儿桥桥回忆，她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母基本不给零花钱。放寒暑假，到她家旁边的一个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当时，学生票一毛钱，便宜的时候是五分钱一张。 谢觉哉的小儿子谢亚旭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问他姐姐：“爸爸的官有多大呀？爸爸坐的车是什么牌子呀？”原来，他学校的同学都在比，“谁的爸爸官大，谁爸爸坐的车是红旗牌的车”。谢老夫妇发现了，马上对他讲：官大官小都是人民公仆，给车是为了工作方便，同学之间可以比，比谁的学习好，谁的成绩好，将来谁对人民贡献大，不要依赖父母，依赖父母将来没有真才实学，这样的孩子我不要！
据刘少奇当年的卫士李连成回忆，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孩子（包括刘少奇前妻的孩子），上大学的、上中学的、上小学的，衣服都省了，大孩子穿完了再给小的孩子穿。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节省开支，王光美每顿只给刘少奇准备一个水果，为了保持他的营养，而她和小孩是不能随便吃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养成了习惯，注意照顾爸爸（刘少奇），而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一个“等级”。

恬静的晚年
现在，这些曾经无数风雨的“夫人”们过着她们生命中难得的平静生活。
朱仲丽学医出身，建国后她曾经随同王稼祥前往莫斯科使馆任职，亲历了1950年2月斯大林、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现在，她要把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写下来。
自王稼祥去世，至今她已经坚持写作20年了，“她写了将近二十多部的长篇传记小说，将近五六百万字，有时候她的写作……一天到一万字。到后来，抄的人都说赶不上她写的。”朱仲丽的外甥女翟新民说。
朱仲丽有腰肌劳损，很多时候她是站着写作的。现在，她结合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创作了自传三部曲，同时她还撰写了《我知道的毛泽东》、《黎明与晚霞》、《皎洁的月亮》等许多文学作品，已被中国作协吸收为会员。
王定国的晚年则另有一番爱好，她学习作画和书法，不断精进，现在经常有人陌生人来求她的字画，她也很乐意给。
齐心的晚年则放心不下曾经照顾过她的家庭的保姆。“头年我有病了，(齐心)大姐没在家，就我在家呢！她那大儿子(近平)回来了，一进院儿里说，这是哪儿的抢救车啊！干嘛的？说阿姨病了，近平就掏出一千块钱给公务员了，说把阿姨拉医院，赶快瞧病，急救中心就把我拉走了。
担架抬着，打着针就走了，抢救了，到了医院抢救，到夜间还没抢救过来呢！这时候外面(齐心大姐)就来电话了，(齐心)大姐就说：就给姚秘书来电话了，使我的工资袋，抢救阿姨。后来我好了我也知道点事了。我家人、我老头也告诉我了，我心头好不好受啊！”保姆对摄制组说道。
杨炬则至今独立料理自己的生活，亲自和工作人员一起上街买菜。

（文中所引资料由《忠贞》 摄制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