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文物如何回归
20000613 10:35:01
两家全球著名的拍卖公司，不顾中国国家文物局劝阻，坚持在“五一”前后拍卖了圆明园的铜牛头、铜猴头、铜虎头以及乾隆青花缠枝花卉镂雕六角套瓶。
为追回国宝，保利集团和北京文物公司不得已参与竞拍，高价买回了原本属于中国的文物。本文话题由此产生：华夏瑰宝，流落海外知多少？它们又能否回归祖国？
杨卫民，本是中央新闻单位的美术编辑，因迷恋中国文物而辞职下海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他说，成立公司的宗旨，就是想大致搞清楚：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到底有多少在哪里有哪些？恰逢杨先生刚刚从北欧回京，对他的采访，轻松而又沉重。
中国的文物界一直在说：初步估算，在全球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收藏着上百万件中国文物……可是，中国的史学界、文物界，除了李学勤先生写过《欧洲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李树中先生写过《海外藏中国历代绘画》一套外，对“华夏瑰宝流落海外知多少？”这样的庞大系统工程的实施，还只是刚刚开始。据杨先生说，他和几家新闻单位正在着手进行这样一个“大项目”，希望能通过电视摄像机，系统、连续地反映流失在世界各地的中华文物瑰宝。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们的第一站是北欧三国：挪威、丹麦、瑞典。据悉，从北欧三国开始，是为了“先难后易”，先摸索经验。英、法、美、日、俄等国，才是收藏中国文物的大国。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名噪全球的诺贝尔奖颁奖地点，即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大厅，杨先生等一行去考察，发现大厅里铺着的大地毯，居然就是清光绪年间织造的精致皇家用地毯。市政大厅里陈设和收藏的中国瓷器、青铜器、雕刻、杂项（鼻烟壶、首饰、玉坠）等，更是数不胜数。杨先生说，国家文物局已经观看了他们的汇报样片《北欧寻宝手记》，不论是出去考察还是没出去的专家都没有想到，北欧地区还有这么多中国的宝贝。就在斯德哥尔摩，还有个“远东古物博物馆”，存放的中国文物居然接近１０万件，不仅数量惊人，级别也惊人。还是在瑞典，有座只有两万人的小城市ＵＬＲＩＣＥＨＡＭＮ，小到北欧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明它的位置，可这里却有个远近闻名的博物馆，它所收藏、保存的中国一级文物，就有几百件。特别是中国汉、隋、唐时代的金银器皿，令此次出访的文物专家大吃一惊。专家说：这些完整、精美的金银大碗，在国内不是没有见过，就是很少见到。杨先生说：散落、流失在国外的中华瑰宝，肯定比我们原来估算的要多，应该超过１００万件。
据悉，杨先生等人的下一站是法国。在法国，有个闻名全球的吉美博物馆，被称作东方艺术品的“卢浮宫”。据悉，大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出版物介绍吉美，大众传媒也只有零碎的介绍。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吉美所保存的中国古代瓷器、绘画、陶器、石刻等等，比斯德哥尔摩的“远东”要多得多。在收藏中国文物的规模上与之相仿的还有：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佛利尔私人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据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数量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品质最精，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瓷器，则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一直收藏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且多为精品。安阳出土的２０万片甲骨，流失海外的就有２６７００片，遍及日、美、英等１２国，尤以日本为最，达１２４４３片。敦煌经书，在中国国内仅存２万件，但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有１３７００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６０００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１２０００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２０００件。
杨卫民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实于１９９５年提出了一个收回文物的基本原则，即：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而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一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二是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归还要求。不过，这一原则虽然得到了国际间的基本认同，但目前还没有“条文化”。在西方的博物馆内，一直存在着两种暧昧态度：一是理智地认为，战争掠夺文物，不论转手倒卖多少次，都应该归还所属国；二是认为自己是通过拍卖、馈赠等渠道获得，仍想继续收藏，暧昧地不想归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多，埃及的瑰宝更多。站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埃及厅内，你会惊奇：埃及的神像、文物，怎么会统统跑到纽约来了？杨先生说，坦率讲，作为中国人，我百分之百地赞成联合国把上述原则条文化，但我估计，真正把这些原则变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杨指出，有一类文物是必须立即归还的。例如，位于河南洛阳附近宋朝皇陵的石像头，在丢失几个月之后，出现在旧金山的文物拍卖会上，经过协商，美方无条件协助中方追回了这些刚刚丢失的文物。成功收回的原因，是因为佛头刚在中国丢失。可是如果文物是５０年、１００多年前流失的呢？如果那件文物经过了几次倒手呢？
杨举例说，挪威有个人叫蒙特，担任过袁世凯的骑兵总教练，在中国生活了四五十年，最后死在了中国。蒙特生前酷爱中国文物，死后立下遗嘱，把自己生前大量购买、收藏的文物运回了挪威。在他挪威的展厅里，竟然有２０个圆明园的石刻柱子，非常精美，令人震惊。但我们知道，圆明园经历了两次劫掠，第一次是英法联军，第二则是中国人中的败类勾结土匪一起干的，而蒙特不过是无数收购、收藏者中的一个。怎么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则，非常复杂。杨卫民认为：我方提出交涉，可以；我方表达收回愿望，也可以；但我们无法命令和强迫世界各国博物馆必须送回“战争文物”。
互联网上，有人认为此次中国政府可以命令我驻港部队“抢回”被拍卖的物品，这种观点，太过幼稚和无知。杨先生随后告诉记者一个小秘密，似乎可以告慰读者：蒙特先生的藏品中，也有不少是假冒伪劣。原来，在蒙特执教中国骑兵部队之际，中国文物出售者为追求最大利润，造假造得十分火爆。蒙特买回的“唐宋石刻”，有不少是假的，专家笑称，那是文物界的特色假造品：“民国货”！
杨先生介绍，建国初期我国虽然没有文物法，但政府关注文物保护问题，琉璃厂最大的文物贩子岳彬因此被捕、坐牢。可惜，十七年对文物的保护，毁于“文革”。“文革”对中国瑰宝的破坏，可能超过了民国初年。在北京，颐和园、佛香阁、北海和避暑山庄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远离京城的古代文物，其命运更加不堪回首。我们常常讲：弱国无外交。弱国的文物保护也无从谈起。
杨先生首先指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列强对中国文物的盗抢和掠夺，确实令中国人扼腕长叹，永难忘怀。１８６０年的英法联军抢掠、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许多英法士兵在跨越门槛离开这座精美的皇家园林时，因为身上塞满了金银财宝，重得连迈步都感觉困难。稍后，士兵们在北京城里摆开了临时拍卖场，当场拍卖自己抢掠来的中国瑰宝。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洗劫了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的宫廷收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杨先生还说，毁佛，中国人过去是绝对不敢做的。龙门石窟，是北魏和唐代的石刻，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最高艺术品，非常可惜，龙门石窟凡是能攀上去的地方，许多佛头都被敲下来搬走了————这是外国不法商人和中国可耻奸商勾结的悲剧。
不过杨也指出：就数量而言，中国文物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渠道，仍然是正常贸易。“ＣＨＩＮＡ”（中国）最早的大宗出口产品，就是瓷器和丝绸。１００多年来，中国不断遭受外敌入侵，内战频仍，元代清花瓷即使在中国本土也很少见到了。但在土耳其的一个博物馆内，居然保留了很多。从１４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丝绸便闻名遐迩，成了全世界有钱人的收藏珍品。欧洲诸王室还曾画出图样，远道而来，恳请中国工匠依样制作。自１７世纪起，西方国家的工匠开始仿制中国瓷器。随着中国国力在清末的衰弱，中国的瓷器、丝绸的出口也迅速减少了。
杨先生还指出，在正常贸易和通过战争掠夺之间，还有个似是而非的第三种方式。过去，中国人习惯于把这类“拿”称为“偷盗”，这种方式可以归结为半是低价购买，半是无偿拿走。其中最著名的是瑞典的斯文赫定和英国的斯坦因。众所周知，文物流失的高峰期，一是清朝末期，二是民国初年。１９００年前后，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统治极端虚弱，没有能力保护文物。据悉，今天的瑞典专家并不承认斯文赫定是“可耻的偷盗者”，他们的证据是：中国当时当地的官员，给斯文赫定颁发了相关签证；中国当时的考古学家，参与了斯文赫定的挖掘工作；斯文赫定付过钱，买回了那些东西；有些探险家还把挖掘成果运到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公开展览，然后才取道俄国，运回本国。
杨卫民说，在丹麦国家博物馆看到了商代的一尊“告天觥”，这是被中国收藏界和考古界认定为顶级文物的青铜器，站在“告天觥”前，你当然会心情沉痛，渴望把它带回国内，但是又无法张口向接待你的丹麦朋友质问：“你为什么抢夺了我们的国宝？”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大厅，我曾询问过那块蓝色中国皇家大地毯是从哪来的，陪同参观的瑞典女士问来问去，答案是：“１９２１年从巴黎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是，专门从事文物销售的北京琉璃厂有２００多年历史，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没有文物保护法，因此，１９００年之后，琉璃厂就滋生出专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洋庄”。著名的“昭陵六骏”，就是琉璃厂洋庄利用袁世凯的儿子，把六骏中的四匹马大卸八块之后运出国的。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存有北魏时期的大型石刻“帝后礼佛图”（来自龙门石窟），也是民国初年流失出去的。对于这一类流失，我们应该谴责，但收回文物的难度实在太大了。（新闻报晚刊）文／方进玉范小江
探宝人杨卫民
■桑地
酸辣粉和“文物大餐”
杨卫民在宣武门外的一家四川小饭馆请我吃酸辣粉，一边吃，我一边替他犯愁：他可怎么还那180万哟！
抹着嘴上的余香，杨卫民带我来到他30多平方米的家，我这才明白，酸辣粉不过是大餐前开胃的点心，真正的大餐在杨卫民的家里，他已准备了多年。一进门，杨卫民指着门后边的一个出土石头像对我说：“这是五代的。”从过道到客厅再到卧室，连厨房和厕所里都摆着佛像、青砖之类的文物，早到春秋，晚至明清，杨卫民———给我讲述着它们的历史，仿佛是他多年的朋友或他家族里的人，又像是一个老财主数着自己的家产，脸上掩饰不住得意和幸福。
文物只是大餐的一部分，还有一道大菜，那就是书。杨卫民一本本地把他从西欧、北美买回来的书拿给我看，大多是图画类的，历史、艺术、宗教、车辆、船舶等等，多为旧书，但看起来仍很新，装帧考究，图片精美，排版和印刷也都是精工制作。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书大多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书中有许多外国人拍摄的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老照片，殊为珍贵，国内少见，有些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杨卫民说这些书都是他利用出国拍片的机会带回来的，每次出国，他都要花很多时间到各地的旧书市场去淘金，这些图书给他正在拍摄的海外寻宝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一个自费到海外寻宝的中国人
绕来绕去大家总算明白一点，杨卫民是干什么的了吧？对，他是自费扛着摄像机到海外拍片的民间探宝者，专探在海外的中国宝物。杨卫民没有多少钱，可他想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物在海外，哪些是通过正常的贸易手段出去的，哪些是被外国人抢走的，杨卫民买不起，只能扛着个摄像机拍回来，让国内的中国人知道原来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被外国人喜欢。这就是杨卫民的初衷。有人说他是第一个自费到海外寻宝的中国人，他听后笑笑，不置可否，心里说，我有这么伟大吗？
杨卫民的摄像机很简单，几万块钱的那种，与电视台几十万元一台的没法比；杨卫民的工作方式也非常纯朴，先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给海外的博物馆，然后就请上一两个专家扛着摄影机上路。有时海外的博物馆同意，有时人家不同意，还没联络好，他们突然出现在博物馆门前，把人家吓了一跳。杨卫民买机器和出国的钱都是借来的，从1999年开始做这件事到现在，他一共借了180万，几乎花得一分没剩，可他的片子还没有拍完，还要继续拍，那就还得借钱，令人惊奇的是竟有人借给他。杨卫民说是因为人家觉得他不会骗人，相信他做的这件事有意思，说不定有一天还能有回报。其实究竟有没有回报，杨卫民自己都不敢打包票，但他还是要拍下去。
两年的时间，杨卫民借钱出了7趟国，以北欧、西欧国家为主，美国、日本也去了，还跑了一趟印度尼西亚，拍了57个博物馆，数百盘磁带，片子编出了一些，苦也吃了一些，住过7个人一间的大学生公寓，坐不起车，步行扛着摄影机去博物馆，买不起饮料就喝自来水，好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自来水比较干净，吃的就更惨，有时国内的汇款不到位，顿顿干面包。可是杨卫民依然乐此不疲，因为对他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他看见了中国文物传播之广，也让他有机会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理解了中国文物的价值。
那些美轮美奂的金银器
1999年秋天，杨卫民曾来到瑞典北部的一个小城市乌列系汉姆，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只有2万人口，可就在这么一个小城市却有一个中国艺术博物馆，而且它收藏的中国器物被专家认为是世界最高级的，这不由不让杨卫民感到奇怪。
杨卫民到馆里一看，果不其然，比他想象得还要惊奇。这家博物馆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分两大系列，一是被所有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备加推崇的宋代瓷器，其中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它全有，有些在国内已经十分罕见，可是在这里却非常齐全；另一个是中国自唐代以来皇家使用的金银器，成套的，有上百件。
最让杨卫民感到惊讶的是，在金银器中还有一个清代乾隆用过的金壶，壶不大，雕满了花纹，镶满了宝石，壶底下有“乾隆年制”4个字的款，馆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杨卫民说乾隆皇帝为这个壶还写过诗。据专家讲，这个金壶在国内最后露面是在清末，慈禧死的时候随葬了，后来被国民党的军队从墓里盗出来，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瑞典。
杨卫民回国后把这个金壶告诉北京大学考古系专门研究金银器的教授齐东方先生，齐东方非常惊讶，他说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东西，只看见有些书里提到过，不想它却在瑞典。后来齐东方先生跟随杨卫民专门到瑞典去看这些金银器，瑞典也派了最高级别的权威人士陪着。
最好的办法是让馆长“疯”
杨卫民给我讲过他们拍摄德国西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听起来很惊人：“馆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博物馆有很多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关于字画，自宋朝以后的都有。我给馆长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把我的意图说了一下，他很快就给我回信了，列出要拍的器物价格表，我一看清单，贵得吓死人，一件普通器物就得要150马克以上，我要拍1000件的话那得多少钱？我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去拍它们。”
“但我还是去了柏林，我壮着胆子给馆长打了个电话，他一愣，说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来吧！这个老头跟我们聊的时候发现我们确实是一帮很真诚的人，听说我们是自费的，他就有点惊讶。
“那次我请了两个国内的专家，一个从美术史的角度谈中国文物的意义，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谈中国文物的意义和价值，这位馆长听得很开心，他也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先用英文讲，说着说着，他突然就用中文讲话了，而且讲的是解放前南京的官话。刚才他还因为生我们的气说不会讲中国话，原来他讲得这么好。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关于中国艺术的。”
“老头被我们感动了，疯了一样亲自拿钥匙打开专用门，说我们走后门吧，又打开柜子，把多年珍藏着的中国文物拿出来让我们看，而且破例免费让我们拍摄该馆不对外开放的专业研究室。拍完了，他又主动给我们介绍，柏林有东、西两个艺术博物馆，科隆也有一个，并主动要帮我们联系。”
做自己喜欢的事
杨卫民探宝的故事一讲一大筐，上海的一家出版社正在把他的寻宝传奇写成书。
杨卫民的童年很平淡，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英年早逝。小时候杨卫民曾在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家住过半年，这大概是他童年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杨卫民迷上文物，最早是受了继父的影响。他的继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酷爱文物。但真正引导他走向文物收藏的却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官员黄文。黄文喜欢中国文物，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杨卫民，知道杨卫民对文物也有些兴趣，就邀请杨卫民陪他一同逛文物市场。一次杨卫民去黄文家，看见现代化的房间里摆放着许多中国古董，别有一种美感，他被震动了，从此成为黄文的文物伙伴。
杨卫民自费到国外去寻宝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不过常人不会去干。有人说他这是傻，是疯，杨卫民自己也说不清，只是喜欢，喜欢就干，一个人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今年杨卫民45岁了，没有孩子，几年前与妻子离婚了，他没再娶。如今他最大的乐趣仍然是逛文物市场，用北京人特有的那种带有顿挫感的语调讲述他在海外探宝的故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9月12日第十版)
镜子中看中国：中国人是破坏大王
2004年12月13日作者：冯玥来源：中国青年报
十几年前，一位老外朋友常拉着杨卫民去潘家园，让他帮着侃价。让杨卫民惊讶的是，那些满面尘土、看着破破烂烂的旧家具、瓷瓶，到了这位朋友家里后，经过仔细清洗、修护，被精心摆放在恰当的位置，几百年岁月琢磨的痕迹，显得那么美丽。
“奇怪了，中国的东西，怎么放在外国人家里那么美？”和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这些被老外视为珍宝的中国古董，在年轻的杨卫民眼里，都曾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被砸烂毁灭的。
就这样，杨卫民被一个外国人引领着，开始发现中国文物之美。他拜师学习瓷器鉴赏，读书，泡潘家园，到全国各地看古建筑看雕塑看壁画……1997年，41岁的杨卫民辞去新华社《暸望》周刊美术编辑的职务，创办北京华夏风格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近5年来，他自费跑了欧洲、美洲2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博物馆，探寻收藏在那些地方的中国文物。在这个过程中，他说，看到的不仅仅是数量巨大而精美的文物，更在海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
“咱们的东西，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显得那么美？”
1997年，挪威国王访华。通过朋友介绍，杨卫民认识了奥斯陆国家设计艺术博物馆馆长、国王的东方收藏品顾问韦达，并且领着他在潘家园满载而归。韦达告诉杨卫民，在挪威也有很多中国文物，欢迎你来看。两年后，他去了。
“我当时觉得挺惊讶的，那么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在杨卫民想像中，大概就是一间小屋子，放着些中国瓷器。等真的到了那里，他就傻了———一座18世纪宫殿的后面，专门延伸搭建出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阳光灿烂，20根圆明园的柱子被安放其间。
震撼接连不断。
在瑞典，杨卫民听说哥德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博物馆，专门收藏中国的瓷器和金银器。那是一个只有2万人的小镇，北欧地图上都未标出。到了那里一看，博物馆由一座旧火车站改建而成，门口摆放着中国的石狮子，大厅里养着大缸的金鱼。小巧的三层楼，2000多件藏品丰富而精美。宋朝五大名窑里，除汝窑外这里都有收藏。
“在里面真是有时空错乱的感觉。”他说。
2000年春天，丹麦国家博物馆。二楼展厅里，全是来自中国的老东西：鼻烟壶、香袋、黄花梨笔筒、水烟袋、绣花鞋、虎头帽、布袜、剃头挑子、空竹、鞭炮、灯笼、木偶、火锅……样样制作精美，保存如新。最让杨卫民开眼的，是一组小木偶，只有一寸多高，表现了老北京天桥的三十六行，说书的、修脚的、耍猴的、看相的、卖糖葫芦的……一位带着孩子来看展览的母亲，知道杨卫民来自中国后，走过来和他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如此非凡，生活如此丰富，真让人羡慕。”杨卫民有点尴尬，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自己在国内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平的民间工艺品大展览。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杨卫民见到了他认为是最美的一座观音像，然而当他看到这座宋代木雕观音刚到这里的样子时，被吓了一跳。数百年的颠沛流离，原来气韵生动的木雕，被无知匠人几经改造刷新，描绘得俗不可耐。
据博物馆的人介绍，为了恢复本来面貌，他们前后一共花了10年时间，修理的钱远远超过了当时购买的费用。
“最开始的时候不明白，咱们的东西，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显得那么美？”杨卫民说，后来渐渐意识到，除了他们真是花力气花心思去修复、展示之外，中国的东西，目前所处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对了。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比如一个清代的瓷瓶，被制造出来时，是蕴含有很多信息的。”他解释说，它应该是被放在一间干净的、有窗户的屋子，这间屋子里有黄花梨木或者紫檀家具，有什么样的字画装饰。
往大说，一座四合院的美，是和所处的周围环境相呼应的，树，胡同，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构成这种美不可缺少的因素。当这些因素都被毁灭和破坏以后，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院子，这样的“保护”，无异于竭泽而渔。
杨卫民曾陪着瑞典东方博物馆下属的东方图书馆馆长冯辽参观山西晋祠，这位一辈子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流泪了。一是为晋祠之美，二是为晋祠周边耸立的烟囱和浑浊的天空。
“如果没有镜子，人们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欧洲，杨卫民参观的第一家博物馆挪威奥斯陆市立博物馆，就让他感慨颇多。“这是一个在我们国家都找不到资料介绍的、没有一点名气的博物馆，去了一看，很惊讶，他们完全不是在古董店买几样东西，灯光一打就完了，已经是很有系统地收藏了。”
100多个博物馆走下来，杨卫民有个深切的感受：在欧美，只要是综合性的博物馆，再小的规模，哪怕只是一个小镇博物馆，都会想方设法搜集世界各地的东西，展示人类的各种文明。而在中国，即使是国家级的博物馆，也少有专门展示其他文明的收藏。
在丹麦，一个名为《镜中的世界》展览，给杨卫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展览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丹麦国家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给杨卫民解释说：“如果没有镜子，人们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照与观望非常重要。在我们西方人眼里，中国就是一面镜子。通过这样的展览，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也通过了解中国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在瑞典哥德堡市的东印度公司，杨卫民看过一份清单，1723年至1735年间，瑞典进口中国瓷器2500万套，同一时期荷兰的数字是7500万套。而中国需要的只是银子和香料。北欧的船队载着木头出发，到西班牙换成鱼，中途把鱼换成矿砂，到日本用矿砂换银子，再到中国用银子买瓷器和茶叶。那时的中国与世界，几乎没有贸易的概念。经济领域是这样，政治和文化领域，就更是封闭。
“直到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还是这样，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杨卫民说，现在，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也许比从前有了很大不同，但文化上的开放依然很不充分。
挪威奥斯陆大学汉语教授何莫邪，主持着世界上惟一一个古汉语类比词数据库的研究。这个长着一脸海明威式大胡子的老头，操着流利的汉语给杨卫民介绍：中国语言里，关于“笑”的说法超过600种，而有关“死”的说法有900种之多。
何莫邪并不是研究古汉语出身，他说：“如果我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成绩，那是因为我研究过古罗马文、古希腊文和古埃及文。”
在杨卫民拍摄的一段录像里，何莫邪说，他在颐和园参观时，看到所有的介绍都提示人们，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皇家园林。这话对他这个欧洲人来说没有问题，可是，对于那些不了解西方建筑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就有问题。“讲特点，就必须有比较。如果你不了解其他文化，怎么了解自己？”
杨卫民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好多中国的东西，是经过外国人定价，我们自己才认识到其中的价值，不惟文物如此。
了解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和交流。成立于1912年的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把中文译名改为了东方博物馆。该馆馆长告诉杨卫民，过去，从瑞典到东方要走几个月，所以有“远”之说。而现在，早上从斯德哥尔摩上飞机，晚上就可以在北京吃晚餐，世界已经是地球村了。如果说，过去时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障碍，现代社会里的障碍又是什么呢？
和中国大使馆一墙之隔的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藏有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和文物。杨卫民在那里看到了大批雍和宫的档案和照片，详细到每一座大殿里曾经摆放了什么东西，这些都是雍和宫馆藏资料里所没有的。而当杨卫民在中国使馆和工作人员谈及此事，兴奋地说应该把这些资料复印时，对方只是淡淡地说：“哦，是吗？听说他们抢了我们不少东西，没去看过。”
这样的尴尬不止一次。
在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图书馆，杨卫民感叹他们几万册各种文字研究中国文物的藏书，馆长却火冒三丈，向杨卫民抱怨，他们一再和国内某机构联络，希望把中国国内每年出版的有关文物研究的新书书目寄一份给他们，彼此可以交换或购买。然而一直也没有任何答复。
“我们一年至少出50本以上的画册，难道这些和中国有关的资料，你们就不需要吗？”这位中文名字叫梅映雪的女馆长气哼哼地说，“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搞不懂，这些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梅馆长说，台湾故宫博物院每月都会给他们发传真，他们要做的只是在书单上画勾，对方就会把书寄来。而日本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更是连这道手续也省了，只要出相关领域新书，就免费赠送。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一面是过分地‘保护’，另一面却是仇视和毫不留情地毁灭”
每次出国，杨卫民都要查阅大量资料，一般说来，这个期限至少是半年。前些年上网还不普及，查资料比现在困难得多。第一次出国前，他专门去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然而经过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去了。
早上一开馆，杨卫民就来到查阅外文资料的部门，当时他想查的是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的资料。先是一番资格审查，已经从新华社辞职的杨卫民没有工作证，只得让公司的人开了介绍信专门送来。折腾到中午了，才终于从库里给他找出一份薄薄的小册子。一看，资料都已经是几年前的，问问还有别的吗？对方回答得干脆：没有。再问能借走吗？不能。那么能复印吗？经过请示说，能复印。于是他花了比外面复印费高出不少的价钱才把这些“珍贵”的信息带回家。
可笑的是，等他到了瑞典，到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发现那本被我们国家级图书馆视为宝贝的小册子，就放在门口，免费领取。
然而又有无数更为有价值的东西，却得不到如此精心的“保护”。
在山西省博物馆，杨卫民看着唐五代时期的塑像，一身尘土地立在院子里，心疼不已。
同样是山西，他亲眼看着一座宋庙在5年之内，一点一点变成了废墟。
“1997年第一次去的时候，庙还比较完整，里面明朝早期的菩萨像都还在。半年以后再去，菩萨的头已经没有了。第三次去，菩萨的胸部被挖了一个洞，再后来，上半截都不见了，再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一面是过分地‘保护’，另一面却是仇视和毫不留情地毁灭。”
对比在国外看到的种种场景，更让人唏嘘。
德国林登人类学博物馆，为了保存中国古代的漆器，专门从日本定制一种特殊的木材制成的盒子。这种木材非常轻，有韧性，防潮效果好。
英国大英博物馆，用来包装文物的木头和布料，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办法是把纯银和纯铜放在这些包装材料里，一起放入烤箱。三个月后，再检测纯银和纯铜的反应。测试通过后，这些材料才可以用来包裹文物。
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做敦煌壁画展，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愿意各提供10幅敦煌绢画借展，却因保管水平达不到要求作罢。
严格而精心的保护，绝不意味着这些东西要被藏之仓库不能见人。大英博物馆的方式是根据材质不同，青铜、瓷器等长期放在大厅，而书画和较易受损的文物，则是定期布展。但18岁以上游客均可提前一两个星期免费预约观看。
中国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曾经在伦敦大学做访问学者。作为敦煌学专家，他要去国内几家收藏有敦煌经卷的博物馆看经卷都非常困难。而在英博，连碎片都让他看。
谢成水说，这种态度不仅对研究者如此，英博的宗旨是要把所有藏品毫无保留地给人看。他亲眼见过一位老太太来东方文物部看中国古画，虽然旁边就是挂画的架子，老太太却要工作人员把画举起来给她看，那位工作人员就面带笑容站着替她举了半个小时。而那位老太太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自己写了本书，想找几幅中国画作插图而已。
杨卫民说，挪威的学者曾经和他说，那20根圆明园柱子，不是不可以还给中国，但必须要让他们觉得放心。
“他们怎么样才能‘放心’？”我问。
“比如，起码有不次于在挪威的展览效果。而且，他们最担心的，是在一个宏伟的迎接仪式之后，这些东西就被扔进仓库里，一般人再也看不到。”杨卫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的原话是“能看见的，都是保管员的小舅子、小姨子……”
那几天，还正好赶上新疆博物馆馆长监守自盗、为了毁灭证据把很多文物都烧了的新闻，杨卫民说，这个话题他觉得没法继续下去了。
“咱们的博物馆更多地是像个旧物存放地，而不是让你参与”
在国外博物馆，不难见到单独的个人，带着面包和水，悠闲惬意地一待一天。那种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只为在最有名的收藏前拍照留念的观众，是不多见的。
杨卫民说，咱们经常把博物馆当做一个去受教育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陶冶性情净化精神的场所。在具体的陈列设计、展示方式，包括解说、灯光、布置等细节上，“咱们的博物馆更多地是像个旧物存放地，而不是让你参与，enjoy。”至于对藏品的研究、对观众需求的研究，就更有限了。
他眉飞色舞地讲起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盗博物馆。
整个博物馆就是建在一艘沉船上。那是一艘建造于1628年的战舰，首航就沉没了。1961年被打捞出来，虽然航行记录很不光彩，但瑞典人仍视之为国宝，在沉船的外面加盖了一个大罩子，成了现在的海盗博物馆。
“总共是5层甲板，上下高20米，全长近70米。一进到里面，灯光闪烁，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杨卫民说。
因为对观众的定位是孩子，所以在具体设计上特别在意营造氛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同时又可以参与其中。
“当时的船都是靠压在舱底的重物来保持平衡、对抗风浪的。有一个演示屏，你可以通过电脑来调整舱底石头的重量、位置，模拟怎么过险滩，风浪来了怎么办。”
海员日记的片断被做成多媒体，不断播放，每一个人耳边都萦绕着那种牵肠挂肚的声音。从沉船里打捞出来的骷髅，也有展示，旁边的屏幕上是经过电脑还原后真人的样子。
此外，和船有关的一切都被开发出来：造船的木料来自丹麦，森林、伐木、烘干、运输的场景，供船员休息娱乐的酒吧，当时的港口，还有电影厅里关于海难的纪录片……“与其说是看一艘船，不如说让你回到从前了。”而那被海风和岁月撕烂的巨大的船帆，被仔细拼接起来，用玻璃罩在墙上，像一幅别致的壁画。
对比之下，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宋代海船，就乏善可陈。杨卫民去过后的印象是，与其说是陈列，不如说是个仓库。
“动动脑子，咱们难道做不好吗？”杨卫民认为，关键不是技术、不是金钱，而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豪感。
“你这话的打击面也太大了吧？”我觉得不能同意。
“就算不是一直如此，至少近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他说得很肯定，“我们总说热爱自己的文化，可文化不是一个空的概念，城墙、建筑、古庙、雕塑、字画，这些都是文化的载体。当这些载体被无情地毁灭时，文化依托在哪里呢？”
杨卫民说，他这个年纪的人，曾经对这些东西的态度是蔑视、仇恨，毁之而后快。现在的人，都觉得古董好了，可是好在何处呢？是因为能卖，值钱，破椅子破碗，能卖那么多钱。要么就是能促进旅游，老外喜欢。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东西是美的，可以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寻找归属感。
“你再看看我们平时的习惯用语，比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这人怎么像出土文物似的’，文艺作品中，古庙要么是阴森可怕，要么就是破败不堪。这种用语和潜意识里对这些事物的认识，都是相关连的。”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无用的、落后的，或者它的价值只是用来卖钱，那你怎么会有动力、怎么肯花心思去把这些东西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一起来体会你的骄傲和自豪？“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说。
“没有单位，没有基金会支持，不是政府机构，那你就是信念了。”
也许是被北京图书馆的那次遭遇吓住了，杨卫民第一次出国前，曾经去国家文物局公关了一年多，请了不知道多少顿饭，就是想让文物局给他开张介绍信。他觉得，有这样的单位“撑腰”，和国外博物馆打交道自己的底气足一些。
最终介绍信也没开成，文物局的人说从来没有过先例。后来，杨卫民说，恰恰是个人名义给了他最大的方便。“他们觉得，没有单位，没有基金会支持，不是政府机构，那你就是信念了。”那些博物馆的馆长和研究人员，不仅给他的拍摄和访问以积极的配合，还都和杨卫民个人成了朋友。
在大英博物馆，杨卫民直言不讳地和东方部副主任说，走过这么多博物馆，对大英挺失望，布置太老化。这位老太太后来和杨卫民说，和你聊天觉得挺愉快。她最怕接待的是中国的官员，要么绷着脸一言不发，最多点点头；要么就只会说good，good，无法深入交流。
在德国柏林国立东亚艺术博物馆的经历也很传奇。开始联系时，对方的回复很明确，拍一件文物1000元，杨卫民当时要求拍100件，10万元。
“我当时头就大了，心想算了吧。”到了德国后，慕尼黑、科隆都跑完了，在离开的前一天，杨卫民还是觉得不甘心，又打电话给馆长，要求能不能给半小时时间，采访他本人。馆长勉强答应，但声称不会说中文。第二天，杨卫民和摄影师来到馆长办公室，开始采访。聊着聊着，高兴起来，馆长忘记了自己说过不会说中文，汉语全出来了。
最让杨卫民没想到的是，馆长拿出仓库的钥匙，说今天给你们破例，你们随便拍，还特意说“咱们走后门”。
该馆有中国文物约2000件，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良渚文化的玉器、商周的青铜、汉铜镜、唐三彩到明代字画、清朝的青花瓷瓶，基本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时期。
2000年，杨卫民去美国使馆签证。“9·11”后美国对签证的控制比较严格，在杨卫民之前的人不少都被拒签了。签证官看着密歇根大学的邀请信，问他去美国干什么。杨回答，要去密大的本特利历史博物馆查询中国的老照片。签证官一听，说“我也是老照片的爱好者。”啪啪盖章，一行4人就这么过了。
5年的行程，并不总是像这样愉快。那些辛酸劳累的故事，他讲得不太多。他觉得那些都是自己选择所付出的代价，必须要承担，没什么好说的。
走在大街上的杨卫民脚步匆匆，微微有点驼背，和城市里所有被生活压得无精打采的人没什么两样。他至今住在郊区租的房子里，一般人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在他，变成了往来欧洲的飞机票、各个城市的地铁票、博物馆门票、摄像师的酬劳、几百盒录像带、藏书、还有自己的收藏品。现在，他一面为下一步去日本和俄罗斯做准备，一面打算把现有的素材制作一套纪录片。
有时候，他会劝一些大款朋友，把家里的XO酒瓶换成乾隆青花。不过再一想，要不是真正喜欢，换了又怎么样呢？一个社会，应该允许个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别人看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杨卫民说，小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他曾想，将来长大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要干自己想干的事。可是，真正长大以后，那个前提会变得越来越多：不仅是吃饱肚子，还要有房子、车子、漂亮的衣服……有一次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见到一块墓碑让他很有感触，上面写着“来不及了”，他在旁边站了半天。
“至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将来我的墓碑上不会刻‘来不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