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京红：我比“姐妹”更落魄(星期天新闻辰报 2005.7)

■星期日新闻晨报特约撰稿人　马悦出

　　他曾经是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四十岁左右，公司倒闭开着唯一剩下的财产桑塔纳去了深圳他没有二次创业，东山再起而是拿着摄像机走进一间发廊一拍就是四年

　　2000年10月，深圳一家毫不起眼的发廊开业。女老板章桦来自浙江衢州农村，第一次来到深圳。二姐章微离婚后也从家乡来到深圳帮忙。此外，店里还招了三个姐妹，28岁的阿美来自湖南衡阳、23岁的小芳是湖南澧县人,27岁的阿文来自贵州毕节。

　　有一天，一个叫老李的男人带着摄像机来到了店里，他不仅蹭吃蹭住，还把顾客吓跑了。当时姐妹们很不开心。但是她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将和她们在一起度过接下去的四年，甚至更长。

　　老李全名叫李京红，前后花了四年时间拍出来的 20集纪录片作品《姐妹》获得了《新周刊》“2004中国电视节目榜·榜外榜”的“最佳纪录片”，它记录了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发廊里的姐妹们的生活。她们坚持正规营业、拒绝色情服务。感情生活也同样饱经痛苦，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挣扎着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

　　本月，《姐妹》的音像制品即将问世，而老李也开始为《姐妹》的续集忙碌起来。他向《星期日新闻晨报》的记者娓娓谈起了这几年的景况。

离开北京，断绝 39岁以前所有的社会关系

　　1997年，我的生意失败了，开了十年的公司倒了，就在家看书、画画，没什么人生方向。我正在迷惑的时候，见到了章桦：一个小女孩儿，冷眼一看，二十一、二的感觉，很小很瘦，比片子里更瘦小。她在帮老乡打理一个店，每月挣800块钱。我想，她就为了几百块钱就离开了家，来北京打工，什么时候是个头？但是她很平静。我就想，如果让我重新开始，背起行囊，我放得下架子吗？我早先也是北京有名的企业老总……所以我对她开始注意。

　　我觉得所谓有点文化的人，欲望多，有莫名其妙的压力，她们可以为了 800，为了1200，做好工作，我们还得要有自我价值，还要面子，累不累？那时我已经快40了，我很害怕，四十不惑，感觉离老年不远了，碌碌无为，不甘心，也不知道如何做。我就想，能不能用一种近乎傻子的心态，做成一件事？章桦是离开老家，我是一个人去了深圳。我把电话号码换了，断绝了39岁以前所有的社会关系。有人说，是不是出事了，抓起来了。以前我走了不少城市，觉得深圳缺少传统，所以包容性强，是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我40岁的老头子，像个20岁年轻人一样，当时还剩一辆桑塔纳了，我开了就走了，感觉是逃离北京。

姐妹们的知心人，希望自己分成五瓣

　　到了深圳我租了一个小房子，不到 10平米，看书，写经历，反思自己。有一个小破电视，我看看看越看越生气，我就想我要拍一个肯定比它们好。我特别愿意琢磨别人，我就边看边想，为什么这个人老是高兴，乐得那么多，没痛苦吗，没压力吗？

　　章桦的店是 2000年10月份开的，开店我就拍了。章桦在去深圳开店以前学过美容，也学过管理。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进入她们的领域，变成她们的知心人，希望和每个人交心。我不断地试探，一次一次的琢磨。我希望拍到最后都是阳光笑脸。

　　这些女孩遭遇过感情或者婚姻的失败，对男人都有戒心。我一个大男人，很小心地在她们面前，我知道她们脆弱的地方，提醒自己 (采访)不能着急。所以我会表现得特别好，她们就会觉得我是好男人。

　　同时面对五个女人，也要平衡。有一次多拍了阿梅几个镜头，小芳就啪关灯了，然后去拍她，“别拍别拍”，一拍就不高兴……我对她们很有感情，每个人都爱，有时候我都希望我能分成五瓣……有个记者采访我，说是在“打骂声中”拍片，对，有一次用鞋跟打我的头，真得很疼，可是如果她不是和我特别熟特别亲了，怎么会打我呢，不好说啊。

　　我都去过这些姑娘的老家拍过。跟阿文到贵州，全村人都在怀疑我的身份，我再打扮得不同———长头发，带个机器，但是一男一女带一孩子进村……当时阿文母亲病重，想问我借 500块钱，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我借钱。我实在没了，就打电话向别人借，也没借到。当时是我最困难的时候，资助我的都不资助我了，三年了，看不到希望，弄得我特别……去贵州的时候，章桦把店也转了，我也回不去了。没地方去了，我就那剩下的200多块钱买了张硬座，直接回了北京。

　　回去 20天以后，阿文打电话给我说她母亲去世了。其实我特别想拍她母亲去世的场面，但是其实全村都能看出来：他在等什么。你没有能力帮助人家，还为了你自己等着。你等着干嘛，不就等死嘛。我很难过。当时两年里我跟每个人回老家，我都想留在那里，不走了。

　　我跟了她们三四年，发现如果不生活在她们中间，会一下子非常不习惯。我一个人回来做后期，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觉得一点也没有在现场拍摄时愉快，非常苦闷、无助，我很想听她们说话。

　　一开始拍片，想着拍个“最好的纪录片”、“成名”什么的，拍了一段这种念头就没了。我觉得姐妹们都是我亲戚，能帮忙就帮忙吧。不过，拍下去也帮不了什么忙，所以放弃了反而让我更舒服一些。

　　我已经变成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想放弃了，我的朋友陈镭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比给我一百万都强。当时我很沮丧，我想“你在坚持什么？”，“片子能成吗？”，“可能吗？”陈镭说“我给你买点酒”……然后他对我说，“老李，你不是为自己做，你是为姐妹在做。”

　　除了拍片子，我还得挣钱养活自己。我会装潢，也会写房地产的策划报告，一个报告 3万块钱。我想我有能力，有优势，放下架子，一定能成，3万块，给我3千我也干啊。朋友让我把没用的办公室在装一遍，帮助他们单位印宣传册。

　　拍这个片子我投入了很多情感，我觉得我就是姐妹们的知心人。但是也有些问题很难回答。比如说我拍这个片子干什么，有什么个人目的。比如说，拍一个好作品，为了出名；或者让更多人看到，想挣钱。如果没有这个想法不可能，我做了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你是为谁做的，为老百姓，为呆在家里看电视的人，还是为评委。我想让观众记住姐妹们，记住她们的故事，不想让他们知道是谁拍了，我希望街头巷尾议论的是她们的命运，而不是去关注“纪录片”。如果想要出口，发行，那就要注意风格、长度。而不是编成电视剧一样。有朋友劝我剪个合适的长度去参赛评奖，我说谁有兴趣谁去，奖金归他。我做完就放在这儿了。

正常人的生活不能过了

　　深圳的店面有 20来平米，章桦和姐妹们还租一个2房1厅，有时我会去蹭吃蹭住，章桦说，反正我们吃剩下的。我也不交钱。说实在的，我比她们更落魄。有时候，看到你自己落魄，看到自己的生活，自己都不愿意过。

　　现在我根本没有成功的感觉，有时觉得正常人的生活不能过了。这几年来最大的愿望就是睡席梦思床，但是真的回家睡还不习惯。之前去湖南台采访，台里给我们开了房，随后我还是在章桦的房间里睡的沙发。现在我回家也睡沙发。有时候我会琢磨，那些城里的楼房，窗户亮着，里面的人都在干吗？

　　原来都是一起的朋友，现在有的不好意思来找我了。如果那些人想，老李现在有点名气了，和以前不一样了，牛了，有钱了，我会挺伤心的，我一直在对自己说，不要冲昏了脑子不知道自己了，别躁别浮。本来我就和章桦一样，底层。开个玩笑，也许我头发比你长，但是脏的程度和你一样。

　　《姐妹》播出以后，很多人打电话找章桦，她都成了知心姐姐了。很多孤独的心灵都通过电波在传递，她 /他们太需要倾诉了。研究生也有，一口一个章桦姐。现在做的续集面更广，河南、湖北、山西，更像“群戏”。现在讲6对姐妹，我们还是关注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情感。已经拍到不少故事，她们有什么事就会告诉我们，愿意让我们去拍。

　　正视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很难，需要勇气。拍《姐妹》，拍下来，就是“经营”了。你就知道这个“享受”和“经营”也是财富，你就知道原来财富不是去抢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