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观点

关注纪录片,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 星期天新闻辰报 2004.12)

■星期日新闻晨报特约撰稿人 马悦出

  “这是双年展第一次出现纪录片。”上海艺术双年展办公室主任 , 策展人张晴说。距离上海 2004 艺术双年展闭幕近两周了 , 它的影响却不会停留在 9 月 29 日 至 11 月 27 日 的两个月里。“我们不是电影节 , 电影是这次双年展的一个板块 , 里面又分了独立电影、纪录片、艺术短片三部分 , 纪录片只是结构中的结构 , 把它放进去因为它直接关心普通人的事情。”

  “有很多荐片人 , 但是吕新雨推荐的占了纪录片板块的相当部分。当时她很沮丧 , 因为为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做纪录片单元没做成。”

  “她对我们全力支持 , 可以说无私地把片子和导演介绍给我。其实这件事谁做成都不重要 , 关键是做成了。”

  吕新雨 ,1965 年出生 , 文学 博士 , 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 教授 , 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学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第四届 (1997 年度 ) 全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和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奖评委。 1998 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学会联合举办“中国纪录短片大赛”评委。 2003 年“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评委。著有《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一书 , 三联书店 2003 年出版。本次双年展的纪录片板块有五部片子由她推荐 : 《冬日》 ( 赵刚 ) 、《厚街》 ( 周浩 ) 、《学生村》 ( 魏星 ) 、《厂长张黎明》 ( 李晓 ) 和《幸福生活》 ( 蒋樾 ) 。

  此路不通 , 再走一条

  马悦出 ( 以下简称马 ): 策展人怎么找到你的 ?

  吕新雨 ( 以下简称吕 ): 我之前参加过中国美术学院组织的“地之缘”学术活动 , 认识了主办者高士明 , 他是中国美院艺术 史 博士 , 也是本次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他把我专门介绍给影像部分的策展人 张晴 先生 , 因为双年展希望有纪录片 , 让我帮忙推荐一些片子。

  马 : 双年展里面第一次出现纪录片 , 你怎么看 ?

  吕 : 欢迎啊 ! 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 是很好的平台 , 可以推广中国的纪录片。我陆续推荐了十几部片子 , 最后用了五部。

  马 : 张晴告诉我 , 你们见面的时候你很沮丧。

  吕 : 是 , 那时我非常沮丧 , 因为想在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做一个纪录片的展映 , 与主办方和合作方谈得都差不多了 , 我把中国纪录片按地区、主题做了四、五个单元 , 策划工作都已经完成 , 和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导演也都联系了 , 甚至赞助商都找好了 , 但是在最后的时刻被否决了 , 最后我一一向导演们发道歉信……

  马 : 那张晴来找你的时候 , 你不担心最后又沮丧一次 ?

  吕 : 此路不通 , 再走一条嘛。我差不多有十年一直在做纪录片的推广工作 , 都是公益性的 , 复旦纪录小组的活动也已经坚持好几年了。我们在复旦相辉堂举办过法国人类学影展、中国当代纪录片影展 , 最近是田壮壮的《德拉姆》和朗茨曼的九小时长篇巨制《浩劫》 , 都是免票入场。我一直希望中国纪录片能吸引和培养更多的观众 , 这也是我参予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方式。双年展也算一条可以走的路 , 只要有路就不放弃 , 这是我的信念 , 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情。

  马 : 不成功怎么办 ?

  吕 : 不成功也是我和现实联系的一种方式 , 它使我明白什么是现实。

  我想理解我自己

  马 :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纪录片的 ?

  吕 : 我 1993 年 7 月份从复旦文艺美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 然后去复旦新闻学院工作。因为我是学文学出身的 , 所以院里安排我业余时间去电视台进修。当时丁淦林院长对我说 , 希望我尽快实现转型。于是我就很努力地跑电视台 , 去了解大众传媒。当时去的是上海电视台的一个新闻栏目。而 1993 年 2 月上视《纪录片编辑室》已经成立 , 播出了很多反映上海平民生活的片子 , 看了喜欢 , 就去毛遂自荐 , 说我希望了解他们的情况。《纪录片编辑室》是我的起点 , 对此 , 我现在也还心存感激。

  马 : 你学的是文学 , 纪录片怎么会一下让你着迷的 ?

  吕 : 当时的文学既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 , 同时也是我生活世界的局限。纪录片使我想面对挑战 , 从小的“自我”和文学的象牙塔里走出来 , 走向现实社会。

  马 : 你在书里面强调 , 让镜头后面的导演“亮出动机”。你研究和推广纪录片的动机是什么 ?

  吕 : 我想理解这个社会 , 理解我们的命运 , 理解我自己 , 我所有的学术研究和对纪录片的推广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一个人的命运不可能只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被理解 , 所以我会努力地建立自己与这个社会的联系 , 只有这样 , 我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

  吕新雨谈双年展纪录片 : 人总是需要精神生活的  

  ■《厂长张黎明》一个黑色幽默

  马 : 《厂长张黎明》说的是一个厂长努力拯救一个国企的故事。

  吕 : 这个片子有黑色幽默的性质。这个张黎明说话特别幽默 , 所以是喜剧的形式悲剧的底子。一个好人想做一件好事 , 但是他的命运跟企业的命运和工人的命运纠缠在一起……

  马 : 我记得片子里张黎明刚上任时候 ,300 人一个小厂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 欠金融机构 1.2 亿 , 财务科只剩下 1300 块钱 , 还欠工人三个月工资。他说 , 上任第一天觉得“胸很闷” , 没想到厂里渐渐逐步有了起色……当初推荐这个片子 , 你怎么考虑的 ?

  吕 : 我觉得上海双年展应该有上海自己的片子。这个片子很适合上海这个城市。另外 , 从张黎明身上 , 我们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上海男人。

  ■《学生村》“我早就长大了 ! ”

  马 : 《学生村》是个山区教育的题材。里面有个场景我印象很深 , 哥俩上山挖草药“防风”卖钱 , 六年级的何树松对九岁的弟弟说 : “阿军 , 你长大了嘛” , 弟弟说 : “我早就长大了”。

  吕 : 让我眼睛湿润的地方是 , 这哥俩卖了草药去县城书店买新华字典 , 哥哥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叠 , 全是一角一角的小钱 , 他们很认真也很高兴地数着。为了买这本字典 , 他们挖了很长时间的草药 , 而且一大早逃了课 , 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县城去。我问过导演魏星 , 你们怎么知道哥俩会逃学去县城买字典 , 前面一个场 景是 老师发现他们不在教室 , 同学说他们去县城了 , 接下来的场景就是哥儿俩去县城的新华书店 , 好像有安排的嫌疑。魏星说他事先并不知道 , 是早上去教室里拍摄 , 才发现的 , 然后摄制组开车去追 , 追到县城 , 因为哥儿俩是步行去的 , 等摄制组找到他们的时候 , 他们也是刚刚到。

  拍苦难的纪录片很多 , 这个片子为什么打动我 , 因为它表现了人在苦难中的尊严和乐观。这个片子在“云之南” ( 人类学影像展 ) 得了“评委会特别奖” , 评语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 我是评委之一 , 也是评语的主要起草人。《学生村》完成之后 , 导演曾把片子拿回山里放映 , 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赶来看 , 就像过节一样 , 我想这种场景应该是很动人的 , 导演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幸福的。

  ■《幸福生活》幸福即不放弃追求幸福

  马 : 蒋樾的《幸福生活》讲的是在郑州火车站工作的两个男人的故事 , 一个叫刘永利 , 一个叫傅健生。傅健生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段落很精彩。

  吕 : 蒋樾说这个片子是为四十岁的男性拍的 , 拍的是他们的情感世界。我觉得片子的题目取得特别好 , 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幸福”。

  马 : 我觉得刘永利有这样的妻子算幸福的。刚刚借钱贷款买了房子 , 夫妻又面临岗位和工资的调整 , 但是他妻子说 , 实在不行把新房子卖了再回老房子住 , 住在那里挺好的 , 她在那里住惯了。我很感动。但是傅健生能算幸福吗 ? 他说如果现在的妻子提出离婚 , 他会同意的。

  吕 : 我的理解是 , 无论被严酷的生活怎样挤压、扭曲 , 只要心中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 只要还在呵护自己的美好愿望 , 就是幸福。比如傅健生在和刘永利钓鱼的时候说 , 他老了以后要买辆破吉普周游世界 ; 比如他去为前妻扫墓 , 在油菜地里哭。正是傅的敏感和善感 , 赋予了这部片子丰富的意义 , 就是一个人和他的精神世界的关系。这里面其实寄托了蒋樾自己的幸福观。蒋樾在“云之南”影像展上放这部片子 , 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曾经泪流满面。

  马 : 说到导演 , 听说拍纪录片的人都挺特殊的 : 他们能几个月就吃方便面 , 一个月不洗澡 , 花十年拍一个片子……

  吕 : 实际上所有纪录片导演都有理想主义色彩 , 因为现在很难指望拍纪录片能获得多少金钱和名声 , 他们要拍 , 肯定是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 或者是有话要说 , 这都是内在的动力。但是我不同意把纪录片导演看成特殊人群 , 首先他们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人 , 是人总是要有追求的 , 他们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追求。就像蒋樾在《幸福生活》中所表达的 , 人总是需要精神生活的 , 所谓幸福就在其中 , 舍此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