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导演汤湘竹谈纪录片的田野调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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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比例是跟拍戏一样重要的。
汤湘竹：我第一次拍纪录片，《还有多深》，申请台湾的纪录片指导金，台湾大概就三个名额，我从来没有拍过纪录片，然而很多台湾的纪录片前辈都会竞争，我其实没有把握，但那一次，我被争选到了，原因是因为我做的田野调查，因为我自己做电影，所以有个习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笔记。后来把那个笔记放大，就是叫做关于马目诺的兰屿日记。
很简单，如果今天要拍你爸爸，从家人开始，你要怎么开始去了解你父亲，而且如果变成在影像里面，你会让大家来看你的父亲的话，你会用哪的角度看你父亲，那不是只是你自己，你要让所有的人看到，我肯定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去了解过身边的人。
然后我觉得，就是再卑微的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都有他特殊的意义，所以不管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纪录片，如果你要让这个人成为一个纪录片的话，你要找出他让大家看的那个意义在哪里，比如说郑琼，我可以把她拍成纪录片，找到那个焦点是什么，然后再去了解她，然后才能拍。这些内容全部在你做调研的时候要完成，最重要的基础是调研的工作，你调研到什么程度，决定你怎么把这些调研的内容，做成完整的一个纪录片。
其实当你调研做的很详细以后，那个人的行为举止或者其他，你都会了解和理解，绝对不会再用摆拍的方式。比如郑琼永远走路很快，你就在后面跟着她走就好了，因为他人小志气大，走的快，思想也快。行为决定思想，再比如，她在餐厅叫菜的方式，永远都讲话口气很冲……
我们做《寻找蒋经国》的调研的时候，我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在看他六万张的照片，就是每天在看照片。我们收集的时候，看的有一百多份资料，然后我们采访了98个人。看那个照片，到后来，我突然觉得他好像是你的朋友还是亲人什么的，他的一个眼神，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个太恐怖了。
对我来讲，过了40岁最重要的就是做了《寻找蒋经国》跟做电影制片人这两件事情，这都是很大的挑战，做制片，你身上只有200万，要做800万的事情，然后一开始，没几天你就发现工作人员的薪水要80万，你要怎么办，所以那个事情太难了……
如何写调研日记
你在工作时要有条例的，比如说今天干了什么，你要记录。日记纯粹就是要做记录，感觉和做过的事情一样都要记录，比如：“感觉很美，”“他我面前尿了”，或者是“现在酒喝了很多”。日记我喜欢自己回家整理，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有一个空间，就是你把最强烈的写下来把它放在那，后来你再过一两个月再开始去整理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距离了，你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冷静的想法看这个东西，我做纪录片是这样。要放一段时间再开始，才会可以做一个比较满意的版本。
而且那个工作日记对你以后剪辑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剪辑的时候，再回头看当时的心情，剪完以后自己觉得不好看，然后你看看前景调查，自己出来了。比如看我们同样做这个事的重点在哪里。对，看看重点在哪里，然后把重点找出来之后，这样子。
因为做纪录片现场发生的状况都不清楚，会有很多临时的状况，但是那个方向，如果田野调查做的详细的话，那个方向是可以掌控的，这是我做的第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学到的一件事情。
《海有多深》时，我中间犯了很多错误，包括急躁，纪录片最大的忌讳是急躁。你必须要和拍摄对像保持到什么样的距离，我当时天天追问马目诺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后来问过他，当时他有没有烦我，他现在已经过世，他说我也会觉得烦，但不过你是我好朋友，所以，很幸运，这一关我过了，因为马目诺是我的好朋友。
纪录片改变不了什么
纪录片绝对不是漫无目的一直做的，《山有多高》被我剪掉那一部分，其实是我后来遇到的最大障碍，我拍的那个学校的小朋友，几乎没一个有爸爸，没一个有……他们的父亲是第一代到台湾打工的原住民，要么是肝硬化，要么喝酒出车祸什么的…或者自杀。他们是第一次接触现代生活，然后受到很大打击的人。但我只能剪掉了，因为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除非靠国家的政策力量处理，其实自己帮助不了他们，我改变不了什么。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什么侠客，所以这个道理也是经过那个才想通的。
现在做的项目《路有多长》
《路有多长》创作背景
汤湘竹：关于49年之前，到大陆来的台湾籍的老兵。国民党刚到台湾的时候，在台湾征兵，因为那时候台湾也经济崩溃了，所以他们有几个好的条件，第一个可以学普通话，第二个退伍后可以安排工作，然后绝对不会离开台湾当条件，但是台湾其实经济情况非常不好，所以国民其实是去从军了，但结果是送到大陆来（打内战）的。那时候我是看资料上统计有一万，大概被征兵有一万五千人，包含（原住民）还有闽南人、客家人都有。最后存活大概两千还是三千人。后来他们有一些也回到台湾的，有一些留在大陆，那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就想做个对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要寻找这些留在偏远地区的，49年前来大陆的台湾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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