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有多高》
纪录片沙龙提供资料 欢迎参加每周四的纪录片沙龙
《山有多高》影片图像
创作《山有多高》目的
汤湘竹：我想说这是一种家庭式的，家庭录像这种东西，因为台湾的外籍老兵这个族群其实是很隐性的，因为人数越来越少。但在台湾对我这样的外省体系的第二代来讲，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父亲这一辈的人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从家庭来出发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那个DV本来买了是要拍小孩的，后来父亲一中风以后，我就担心儿子来不及看到爷爷，我怕他这样过去了，所以就拍我爸爸，也没有想到做纪录片，另外想到带他回家才想做纪录片。
其实我觉得做这种东西，有时候自己的一个情感洗涤，应该这么讲，当你做完以后，你看待这件事情会换一个比较过然的方式去看，到我这个年纪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了，就是上一代的要消失，新一代的要成长。
《山有多高》田野调查
汤湘竹：山有多高的话，因为我对父亲（的调查做了快四十年），所以没有问题。那我想做田野调查的事情还是搜查资料，不过我想田野调查是纪录片开始拍摄之前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他付出的心血其实跟拍摄是一模一样。
《山有多高》放映后观众的反响
汤湘竹：山有多高，我有跟（郑琼）说过，在台湾也有一些放映的机会，然后，《海有多深》放完以后大家会很想发言，或者吵成一团，因为那个讲原住民的事情，但《山有多高》每次放完，大家都静悄悄的，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每次我要离开那个场地的时候，外面都会有人，大概80%，都会有人哭着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一些话，那我想，跟我一样背景的，或者是父亲也是不在了，或者是已经回老家，甚至也是湖南人，跟我一样的，都有。但那个时候，做的时候，那个公共电视他们有那个制作单位，他有一些看法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铺盖地域性太强了，就是比较不够国际关注，但是后来证明其实大家情感都一样了。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性的朋友看完很生气，说为什么没有女性在里面，我说如果妈妈在里面这个篇幅一定是三个小时一个，太吵，很爱讲话，要换另外一个片子的。不过还好，中国的传统形象，父亲的形象是很安静的。
谈纪录片《山有多高》对自己的意义
汤湘竹：不过我在做这个之后，大概是。就是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那个在去年半年之内里面的老人很多都过世了，我姑姑也过世了，我婶婶过世过完一个月，然后我父亲又中风了，他是中风比较严重，他现在就剩下皮囊，看到那个纪录片，幸好我拍到一些，把这些最美好的事情留下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常在这个时候觉得那个纪录片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像我第一个纪录片还有个说那个（马目诺）也过世，我是觉得这些事情还是蛮值得说的，对比一下。等以后，后面的人知道，在我存活了这个时代里面，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然后最美好的一刻是什么，不管世界怎么变，我觉得意义在这里。
入行原因
汤湘竹：你刚提到那个《恋恋风尘》，那个电影是我会进入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原因，那时候我在当兵，然后在戏院看这个电影，看完那个心口热热的，当时，然后我就，我进电影学院系有很大影响。
最后《山有多高》拍那个桃花的镜头很长，就是模仿一下，我在向侯孝贤致敬。
关于纪录片的音乐作曲
汤湘竹：做音乐的陈建年，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原住民），他是（卑南）族的。做海有多深的时候，要找一个做音乐的朋友帮我做音乐。你像他做流行，那种，我听着这个扫不到痒处。后来就把所有跟海洋有关的唱片都买了，买了有一张就是那个陈建民做。当时他还没有出名，还是警察，下面有他的电话，我打电话跟他说，台湾台录像，请您帮我做纪录片的录像这样。然后他还很谦虚，我说很快就把那个带子寄给他，然后写封信给他说我只能给你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等电话，再过了三四天他打电话来，汤兄啊，今天开始可不可以，他就在电话里面谈起这些，我根本不知道谈什么，电话不清楚，我觉得那个（缘份）是对的，后来《海有多深》拍完以后呢，他就得了台湾的金曲奖，也是跟谁，跟张学友还是郭富城一起写的，就是经常给他得奖，也就红起来了，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他就跑到我拍的《海有多深》兰屿那个地方当警察，躲在那个海岛上面，拍《山有多高》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他不是在钓鱼就是在潜水，反正就这样，我说要音乐来了，我说要一些中国民谣的情调，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如果要加个胡琴就好了，我说胡琴？因为我怕担心花很多钱，他说我会拉胡琴，这样子，他说我觉得不够，加个笛子好了，我说笛子？他说我会吹笛子，就是他一个人做的。
汤湘竹导演
关于摄像团队
汤湘竹：虽然用的是很简单的器材，很简单的机器来拍，但是我们那个团队算是素质是很好的，还有摄影师，拍大陆那一部分的是关本良，关本良现在是王家卫的摄影师，然后之前也跟许鞍华拍过，跟关学蒙拍。他是一个很腼腆的香港人，他说他从小家里就把他送到加拿大读书，然后父亲很早就过世，回到香港以后，就想带他姐妹带他母亲，他是独子，一起去旅游什么，但是到他母亲过世他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完成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
拍我父亲最大的篇幅是在湖南，在湖南那一段，那个是关本良拍的。我一直在画面里，之间行程是我安排的。拍摄的时候， 事情的发生，也并不是我导演可以完全控制，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纪录片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就是说关本良跟我是好朋友，制片人也跟我是好朋友，我们都是很贴心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只说一个方向大家都知道了，常常在现场，其实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导演其实没有力气，其实摄影师变成是导演。
摄影师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一次，你看关本良，他都会想在什么位置，他会设计好，如果待会儿我姑姑来握手的话，哪里可以从头拍到位。他会赶快去找位置。
关本良原来不只做电影的摄影师，自己也做纪录片的摄影师，他也当老师，也自己当过导演，很开放的香港人。
一般来说如果摄影师开始红的话，那个钱是赚不完的，但是他现在一年只能拍一部或两部片子，其他就做他想做的事情。
台湾那部分在我家里是我自己拍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蔡正辉，他也在台湾拍过几部电影。他拍的部分基本上被我埋没了，被剪掉了，觉得很对不起他，其实他陪我时间最久。
关于剪辑
汤湘竹：因为如果跟公共电视或者跟台湾新闻局申请费用的话，他有胶片的期限。那我在，我两部片子都一样，胶片的期限，我先剪个版本给他，期限到了先剪个版本，然后等交完以后自己再重新慢慢的剪。因为他常说我是个反应比较慢的人，我觉得我觉得拍完了以后我需要很长时间消化那个内容，因为这都是跟我自己很贴近的关系吧，所以就必须要放开一段时间，觉得他是比较辛苦的，觉得剪的过程也是得…。
叶如芬：剪得时间也很长，我们拍完做完大概有两年多，每部都是两年多，《海有多深》是两年多，《山有多高》是两年多，剪辑我觉得也有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就是他会先剪个版本，因为我们拿不到经费，而且也雇不到人，那版都非常长，所以每个版本其实我有两个版本，《海有多深》我有另外一个版本，很长。《山有多高》更是更长。
对于纪录片的主客观认识
汤湘竹：我觉得不可能有原生态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处理过的，一定是有处理过。你要让看的人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是什么情感，当然是要加工，当然是要安排的，对，我觉得是一个。
汤湘竹：当时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最后跟我父亲聊天，这是很真实的，当时之前的前几天摄影师很急，你访问一下你爸爸吧，问一下你爸爸吧，因为我觉得你爸都没有问他什么，我说别急别急，好事多磨。因为我了解我父亲，在某个时刻我们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他也累了，我们就开始聊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回家感觉怎么样。
汤湘竹：我有一个看法，拍纪录片没有客观的，全是主观的，全是主观因素，所以根本不用计较主观因素，我觉得，因为我们拍了好看的纪录片，都是主观的，从来不相信有客观这件事情，除非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监视器才是客观的，因为他没有剪接，我觉得都是主观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台湾他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像一个选题戏是有这种，如果说电视有专栏有什么，像这种类型的纪录片都是自己有话想说，像那个《海有多深》是因为我在海里面跟那个兰屿人，一个中风的兰屿人游泳，在海里我必须靠他养活，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所以很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山有多高》，纯粹一开始就是想，可以带我父亲回家，就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