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耗时三年完成的大型记录像片《寻找蒋经国》正式在公视的频道首播。不知是否担心影片可能引发的政治涟漪，公视对这部规模不小又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并未扩大宣传。影片初上映，DVD也已经开始贩卖。这部纪录片虽然尚未引起国内观众的热烈讨论，然而，谈到花了三年寻找蒋经国的导演汤湘竹，那可是台湾电影圈无人不知的头号人物。因为他不仅过去二部感人的纪录片《海有多深》与《山有多高》都获得多个奖项的荣誉，他更是台湾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录音师之一。为了让周报读者对于汤湘竹有进一步的认识，记者决定走访这位台湾电影制作界知名度不下于好莱坞阿汤哥的「小汤师傅」。
从录音聊到《寻找蒋经国》，访谈仍旧意犹未尽。限于篇幅，本次头条报导无法让汤湘竹导演多提供关于他最新纪录片作品的看法，殊为可惜。周报将择期再专访汤导演，请他尽兴畅谈他所找到的蒋经国。
和汤导演约定进行访问的那天，他正在中影技术中心监督《最遥远的距离》的剪接，《最》片的导演林靖杰是汤湘竹多年好友与合作伙伴，而《最》片故事中男主角的原型则是导演的好友－剧场界奇葩─陈明才，为了完成纪念亡友的承诺，汤湘竹从录音师、纪录片导演再跨足到制片。
以传统师徒制入行电影圈在杜笃之师傅门下学习同步录音技术的汤湘竹在2000年以纪录片《海有多深》感动了无数观众，感性诗意的影像搭配原住民金曲歌王陈建年的音乐，《海有多深》让势力交错的原住民议题回归到最朴实单纯的人性层面；两年后的《山有多高》延续汤湘竹对人性情感的幽微体察，将个人家庭生命史的寻根之旅延伸扩大为跨海峡的乡愁，由宏大的社会议题深入体察个人的生命情感，或由私人的家族故事放大关照整个世代的国族情感，汤湘竹所拍摄的纪录片观点之深入以及情感之渲染力远超过一般观众对纪录片的期待。他个人也表示，《海有多深》映后往往观众对于原住民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座谈会现场时常吵成一团；相反地，《山有多高》放映后，中年观众静默一片，甚至默默拭泪。正如同公共电视台针对汤湘竹最新完成纪录片作品《寻找蒋经国》所做的介绍一般，汤湘竹的纪录片企图以「人」的角度来看蒋经国传奇性的一生。
不论题材的大小，拍摄对象的远近，汤湘竹总是能够以他对人的热情与细腻观察拍出令人赞叹的作品。在下面的访问中，汤湘竹与周报读者分享他从录音师到制片的电影之路，也介绍他最新纪录片作品《寻找蒋经国》，以及筹备中备受期待的＜原乡三部曲＞之三《路有多长》。
问：请问您是如何进入电影圈的？
汤：我念高中的时候很哈一个女孩子，她是艺专音乐科的笔友，所以我就立志要考上艺专，可是我考上的时候她已经毕业了。另一方面，我自己个性活泼，那时候书读得比较差，戏剧科考术科嘛，想说术科表现应该会好一点，所以考上就去了。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戒严法还没有解除，文化上刺激的东西比较少，到了戒严法要解除之前，台湾的社会已经开始放松了。台湾的艺文界开始有不同的声音，第一个是台湾的电影新浪潮，尤其是侯孝贤的电影，第二个是陈映真的小说，以及陈映真主办的《人间杂志》，陈映真的小说，还有罗大佑的音乐，林怀民的舞蹈，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很幸福，到了现在反而是没有那样的空间了。在那时候你要汲取不一样的养分都有，尤其是看侯孝贤的电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经验是《恋恋风尘》，那时候我已经艺专毕业在当兵了，看完之后心底热热的，觉得原来电影可以这么贴近年轻人的心。
我想我之所以想做电影，《恋恋风尘》是很大的原因，那时候年轻想法很单纯，就是想要接近侯孝贤。我退伍后做了很多工作，传播公司、广告公司的制作助理。后来《悲情城市》上映以后，《影响》杂志有特刊报导，我看了以后就找了一个我认识的导演，帮我跟杜哥（杜笃之）说，那时候杜哥也还没有助理，跟杨师父两个人一起做，那时候他们在中影上班，我就自投罗网的进来了，一直做到现在。
问：那么为什么会选择想要做录音？
汤：因为我自己对听音乐很有兴趣，录音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一个技术，就电影制作来说，因为摄影或其它环节我以前做广告的时候都接触过了，那我觉得录音蛮新奇的，其实对录音这门技术的这感觉仍然持续到现在。
问：那录音这门技术有可能在学校里教授吗？
汤：不可能，没有办法，这是要很多实战经验累积的，其实摄影或导演也是。在片厂的训练、经验的累积，跟你的历练有很大的关系，学校的教育只是一种很制式的启发而已，但我觉得老师很重要，他怎么带领你进入这个世界很重要，其它看你自己，那时候艺专的老师都很糟糕，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念戏剧科的嘛，前后届这样看下来，都没有人在做电影这个行业。
问：您第一个正式的录音CASE是哪一部电影？
汤：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时候我已经跟了杜师傅做了一年，我师傅杜老大其实一直想把我干掉，他觉得我反应迟钝、很笨，我想那时候我还在适应的阶段吧。到我自己带新人做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说再笨你们都没有我以前笨，不要紧张。不过我自己倒觉得，师徒制是当时最棒的一个制度，师傅只有不讲话和骂人这两件事情，除非你真的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你也不能乱问，乱问他会骂你没脑筋，然后你可以在师傅工作的时候从中观察想象到那个道理是什么。
问：什么时候在工作表现上第一次得到杜师傅的称赞？
汤：从来没有，因为没什么好称赞的，做好是应该的，没什么好称赞的，男子汉啊哪里要称赞。后来我自己带徒弟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称赞，有时候会有，我想应该比我师傅多一点，但是也是很少。
问：那第一部自己独当一面担任录音师的电影是？
汤：是民国八十四年陈国富导演的《我的美丽与哀愁》。民国八十年，新闻局开始设置有短片辅导金，在那两三年之间我做了非常多短片的录音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磨炼方式，跟那些导演们在同一时间成长，像是林靖杰、陈玉勋这些导演。
问：除了台湾电影以外，杜师傅跟您也有跟香港的剧组合作？
汤：因为台湾的电影很不景气嘛，幸好有几年香港人也找我们去做录音的工作，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对我，我们整个组，包含杜师傅来说，是很重要的成长的关键。香港电影类型比较多，在拍片现场他们要求速度，怎么样在很快的时间内要做决定要判断，是很实时的，现场导演也没什么时间管你，但是你要做到他的要求，做到他们后制剪接的时候觉得你的东西没问题。那这五六年的时间有碰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这样的训练很棒，接着这几年香港电影都跑到大陆去拍了嘛，所以就没有找我们了，还好我已经练的差不多了。
问：香港电影制作的录音技术水准如何？
汤：其实录音技术并不是很困难很复杂的，主要还是你工作的态度和经验的判断。香港的电影制作一般来说是以技术分类算组算班，一个录音师的小组可以同时接很多部电影，就像明星轧戏那样在不同剧组间跑来跑去，他临时有班跑不了就叫别人跑，例如一部片说要拍日戏跟夜戏，晚上录音比较不重要，那就发一个白天的班，早上录音师就过来录完，录完录音带交出去就回去了。对我们台湾录音师来讲拍一部片就是一个package，不会跑来跑去。那其实以电影来讲，如果你要要求质量香港的工作模式不是个很好的方式，那像香港文艺片的导演，比较要求，就会找我们去，事实上不是我们技术比他们高超，只是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他们可能觉得以台湾的录音来讲态度上会比较用心吧。
问：录音对一般观众来说，似乎是比较难断定表现优劣的技术环节？
汤：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没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是在现场，除了你有写出你要的要求，不然其它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麻。所以都是看做的人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很重要，你可以摆烂，也可以积极的做；你积极的做，他们在剪接的时候就会发现「耶，这种地方竟然有录到声音」，这地方的声音竟然可以处理成这样子，香港导演可能以前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录音表现，但是那其实都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就是你工作的态度，你对这个工作积极到什么样的程度，影响到你东西做出来的质量。
问：所以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录音师，您还是导演想要什么效果你就给他什么，不会主动的提供意见？
汤：我倒觉得，电影里面只有一个创作者，就是导演，其它人都是在达成他的想法。例如说摄影，就是导演的眼睛，录音就是导演在这个画面里面希望让观众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讲我们工作的时候，都会尽量少打扰到导演，剧本拿到手上你一看就知道导演要什么，例如说我们去巴黎拍片，什么样的环境声音是属于巴黎那特殊的气氛，一定跟台北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平常就会收集。除了拍片时的工作以外，平常的时间我们就在收集那些可以凸显当地环境生活的声音，最后可以做后制运用的素材。
问：好像自然科学家会收集动物的声音。
汤：对我来讲那个还比较难，那个要有耐性。对我来讲录音工作最愉快的部份也是去收集那些声音的部份，比较年轻的时候带着录音机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录，缺什么声音就找什么声音，对我来说就有快乐的部分。
问：现在录音技术工具的进步，对录音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汤：这我倒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工具越来越方便，工作越来越轻松越方便，然后变化越来越多，但其实使用器材的还是人。今天给我好的器材我当然做的很顺手，但是给我不好的器材我还是要做，只是你怎么面对这样的题材，怎么处理，倒不是用什么样的器材的问题。后期的录音技术，因为有DOLBY音效，那当然是让电影的效果更好，但是怎么去设计分配，还是人在做啦。我自己对科技的进步倒是没有太大的担心。
问：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当导演拍纪录片呢？您的第一部作品《海有多深》（2000）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广大的回响。
汤：同样的一个工作你达到一个技术水准，得到大部分的人的认可，这个情况维持个五六年，我看大概没人受的了。有一种说法叫做「前中年症候群」，你开始思考例如人生的意义，会觉得说我的路就只有这样子吗？然后对我来讲那个契机是我刚好去兰屿工作，去做录音，刚好做另外两部纪录片的录音，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都在兰屿跟本岛之间来来去去，就认识了达悟族的原住民马目诺跟他的族人。兰屿的生活环境会让你有很多反省的机会，例如说我跟马目诺一起下海捕鱼，马目诺三十岁的时候就中风半身不遂，可是在海里他比我还要灵活，我跟他下海我只能帮他拿网子，讲生产的话我只能依赖他，如果我们回到最原始存活的条件来讲，我必须靠他养活，那到了岸上之后渔获是平分的，是平分的喔不是他只给我一条。那如果我跟九个兰屿人一起下海捕鱼的话，上岸后我们十个人平分，我完全打不到鱼，可是鱼获是平分的。这个生活哲学让我很震撼，就是你要自己一个人过得更好还是大家过得一样好。我在当录音师时，等于在电影工业这个生产线我只要锁一个螺丝就好了，你一辈子都在锁这个螺丝，你有车子房子，可以生活无虞可以有退休金，但是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嘛。在兰屿，每个人必须是个生产者，要会打鱼，或是个工匠，你要造船你要盖房子，你必须是个画家、艺术家，你要装饰你的船你的房子，你必须是个很棒的诗人，你要唱诗歌，你在部落的地位高低，跟你唱的诗歌的隐喻美不美妙有绝对的关系，你觉得那种比较像人？像全人？这真的给我很多的刺激，然后马目诺中风后本来是准备要等死的，被送回家乡去结果没有死，还可以游泳打鱼从事生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我回到台北以后完全不适应台北的生活，那时候在帮一部电影《放浪》（林正盛，1997）做录音，讲一个男主角他偷了家里的钱去住旅馆，住旅馆然后就召妓，从大旅馆住到小旅馆，到没有钱睡路边，可是他还是这样一直召妓，所以我们集中在一个小旅社里拍召妓的戏，我就跟导演躲在厕所里工作。我突然想：我前几天还在兰屿游泳，现在缩在这里这样工作。我当时的助理是一位兰屿朋友，我们只要拍戏从晚上拍到早上，一出来看太阳很大，兰屿人就带我去野柳潜涌打鱼啊。后来我又到香港拍戏，跟台湾有点距离了，觉得这个心情应该要有一个纪录，就去申请纪录片辅导金，第一届有三个名额，得到辅导金就拍了。
问：自己当了导演，在角色上的转换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或再学习的？
汤：拍记录片这件事情，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剧情片我反而觉得好处理，但是纪录片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我比较幸运的是我跟马目诺是好朋友所以我拍他，但是你怎么处理这个题材，然后纪录需要漫长的要等待，等待状况的发生还有怎么处理这种状况。一开始会有点急躁，第一次拍纪录片的人大概都会犯一样的通病，就是会急躁；我底片已经拍这么多了，可是事情都还没发生，就在那里喝酒游泳，什么事情也没有，一缸子人就在那里等，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你会知道要做什么，一开始你也是在摸索之中度过。
问：2002年完成的第二片纪录片《山有多高》的开拍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故事吗？
汤：《海有多深》在兰屿拍完后在想要怎么处理结局，一直在找最适合的形式，自己因为第一次做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消化那个题材。2000年我太太怀孕要去照超音波，我就买了DV去拍，想要把他当作《海有多深》的结尾，也是在那天知道是儿子，就是《山有多高》故事的起源。因为我父亲是大陆来的，有男孙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的同一天他中风了。DV本来是要拍儿子的，后来就开始拍老爸，因为怕我儿子来不及看到爷爷。那我父亲有意思说等他病况好转想要回湖南老家，我想不管怎样都要把他带回去。因为带他回湖南老家，要给家乡的亲人红包要修祖坟，花费大概五十万跑不掉，所以就去申请了辅导金，就中了就带他回家，所以《山有多高》能开始拍摄的原因在这里，带他回家嘛。
那《山有多高》的故事比较具挑战的部份是，如何把这种本来是家庭录像带的形式，公开让别人看，这个故事必须有个意义在，不能只是家庭录像带而已。
问：一直有听闻您的下一部纪录片企画为《路有多长》，题材是？
汤：台籍老兵。有人说我的这三部片叫＜原乡三部曲＞，我自己没这样说过，不过我后来想想也蛮有道理的。希望纪录当初那些被国民党骗到大陆打内战的老兵，台湾人，只有少部份人能从大陆回来台湾，能跟着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的大多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多的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俘虏，从此被迫留在大陆回不来，跟台湾的外省老兵其实可以说是一样的情况，可是他们更惨。当初被国民党征召去的台湾人当中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有，一去到大陆也不知道敌人是谁，他们都被骗了，上火车的时候窗口都被贴住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上船的时候是被强压上去的，跳海的就在海里被打死，然后一上岸以后到了山东，就是淮海战役，也不知道敌人是谁，共军广播以普通话说「交枪不杀宽大处理」也听不懂。他们听得懂日文和闽语可是普通话不通呀。打共军没战死的就变俘虏了，变成共军然后又反过来跟国军打，然后大陆解放以后又被派去打韩战。共产党统治以后，大陆只要有运动清算，他们都躲不掉因为他们是台湾人，像文化大革命他们都逃不掉。
问：已经有拍摄对象了吗？
汤：我近三年都在拍《寻找蒋经国》，在那之前针对台籍老兵的田野调查做了快一年，这三年之后我再去找那些对象，有一半已经过世了，这个题材我很想积极的做下去，可是一个人急也急不来，除了经费的问题外，要是没有大陆国台办的协助会很难办，因为这个题材跟大陆还是有关系的。这也是影片形式上的问题，如果你把空间从台湾扩大到大陆的话，情感上的扩张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样的题材也不知道中国官方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些老兵在大陆遇到运动他们就倒霉嘛，因为阶级是血统制的，父亲是王八蛋老婆小孩都是，他们的小孩都吃了很多苦，这样的题材国台办不知道会不会同意。而且要偷拍很难，不像《山有多高》DV带到乡下去拍就没事了，这些人他们也遭受过政治迫害，如果没有官方许可他们也不愿意配合。我在想，就算老兵愿意配合他的小孩也不见得愿意配合。
比方说我之前找到一个对象，他在黑龙江的农场劳改当医生，农场在中俄交界的地方，其实就是个劳改。这样一个台湾人住在那里，他为什么不回家，冰天雪地的时候他会想念故乡南国的椰子树或海洋吗，他会想到家乡吗？那我再进一步去大陆找他时，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说这个题材真得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但是我现在拍纪录片的话，比较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只凭着一股热情去做，也不考虑家里的经济因素，现在这些条件必须要一起考虑进去；我做录音的工作做到一定程度累积足够的财力，我才能停下来做一下自己的纪录片案子，不然祸及子孙不太好（笑）。
问：您的最新纪录片作品《寻找蒋经国》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拍摄完成，先请您聊聊当时为何有这样的企画？
汤：《山有多高》的回响很不错，之后公视主动找我去拍《寻找蒋经国》，那我去其实是想推销我的第三部《路有多长》，公视的纪录片企划是制作人制的，就是制作人选择题材，剧本都找人写好了旁白稿也都写好了，然后找导演来执行工作把画面补上去这样，事实上制作人的角色比导演主控权还要高，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企划啊。经过一再地商谈，后来他们愿意让我握有百分之百的主导权，没有限制，也不会派制作人什么的来监督，让我组织团队，我想想那我愿意做。
问：之前公视播出的是五集的版本？您个人最满意的长度是？
汤：原本讲三集，然后我企划案写完变四集，最后拍出来我说要六集他们说不行，因为他们觉得五集在播出时安排比较恰当，那我觉得就完整度而言六集比较恰当，后来还是剪出五集的版本。能做这个题材我自己觉得很荣幸，因为这题材台湾应该是有人排队要做，那很多人也做了。我组织的这个团队，企划撰稿林靖杰，制片是叶如芬，我认为这是目前台湾最好的组合。因为我以前做的纪录片都是感性出发嘛，比较直观的感性的，现在这个题材你需要搜集很多数据。一开始就是访问许多事件里的人物和学者，那我会有点自卑感，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学识比我多太多，他们是当时的大人物或者专家学者，所以为了拍这部纪录片我这三年来看的书超过我其它四十年的。然后拍摄进行到中期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也觉得自己在成长，面对那些访谈对象讲错的时候，我能够纠正他们；从学识上的自卑感，一直到可以自信地跟他们很直来直往的对谈，对我来讲是个很棒的成长。然后藉这个机会又可以厘清台湾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个很难得的经验。
问：《寻找蒋经国》跟您之前个人性很强的作品形式风格上很不一样，好像回到记录片正统的形式，由访谈、新闻数据片、剪报、旁白等组成。
汤：我想讲历史人物的纪录片很难脱离这样的方式。第五集是我最烦恼的一集，因为第五集那段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太多了，一件接一件，你想替自己留点空间都没有。第五集旁白的部份多得严重，其实我自己很讨厌旁白喋喋不休的纪录片，那种标准配音式的国语，我非常讨厌，可是做历史记录片的时候这些通常避不掉。
问：做这部纪录片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汤：很难解释蒋经国这个人，因为这么多人做过蒋经国的传记，俄罗斯也有做，东森和凤凰电视台也都做过，要如何跟他们不一样。另外这个题材牵扯的历史太庞杂了，你只能边做边找，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新的数据去深入，或是访问到某个人。你也不可能找到劲爆的数据，因为蒋经国很不一样，蒋介石写日记乱七八糟什么都写，蒋经国不是，他留下的所有文字都是准备给后人看的，像白色恐怖时期的判决书他是主事者但从来不落款，他爸就直接写一律处斩的，蒋经国不写的。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做蒋经国这个人，一开始就一定得先面对白色恐怖，你面对那些当事人，他们像历史的黑洞一样把你吸进去，历史的重量太重了，你很难逃脱出来，他们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对你有期待，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可是你知道次这能够处理的题材有限。我如果可以针对这样的题目再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寻找蒋经国才算完全。
编后感
从录音聊到《寻找蒋经国》，访谈仍旧意犹未尽。限于篇幅，本次头条报导无法让汤湘竹导演多提供关于他最新纪录片作品的看法，殊为可惜。周报将择期再专访汤导演，请他尽兴畅谈他所找到的蒋经国。
附录：寻找蒋经国公视元旦播出 制作单位压力大
（中央社记者黄慧敏台北二十八日电）前总统蒋经国逝世即将满十九年，公视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每周一到周四晚间十时播出由汤湘竹执导的「寻找蒋经国」，叙述蒋经国主导白色恐怖却也推动经济起飞的传奇性的一生。由于题材敏感，本片拍摄期间，制作单位承受各方压力，还引起蒋家人的激烈反弹。
「寻找蒋经国」五集纪录片费时三年才制作完成，制作团队远赴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等地拍摄，采访了许多蒋经国当年的旧部属以及相处过的人士；光是台湾就访谈了八十九人，甚至远赴美国访问一九二五年在苏联留学生中唯一还健在，现已高龄九十多岁的盛岳老先生。制作团队还搭乘火车来回，实际模拟蒋经国当初从海参威坐火车七天六夜才到达莫斯科的真实情境。
制作人叶如芬表示，拍摄这部纪录片时，彷佛是与时间在赛跑，例如前立法院长梁肃戎受访两个月后就过世了，因此让工作人员不得不加快纪录的脚步。
汤湘竹还透露在拍摄初期原打算采访蒋家媳妇蒋徐乃锦和蒋方智怡，不过两人都因对节目企划的内容有意见而婉拒受访，甚至在电话中质问：「谁说章孝严是蒋经国的儿子？」但是汤湘竹表示：「蒋经国是大家的，不只是只有蒋家的」，因此制作团队透过大量收集俄罗斯等地历史数据及访谈，期望能够更贴近史实。
录音师起家的汤湘竹，舍弃新闻人的批判，从「人」的角度记述蒋经国的故事，并藉由蒋经国与父亲蒋介石的相处以及与章亚若间的情感，还原蒋经国「人」的特质。片中还记录了蒋经国与军阀冯玉祥女儿冯弗能在俄国的一段短暂恋情。
汤湘竹曾拍摄「山有多高」，获得The GeorgeFoster Peabody Awards纪录片首奖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等多项国内外大奖。公视总经理胡元辉表示，「寻找蒋经国」可说是目前最完整呈现蒋经国少年时期的纪录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