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用心诚恳的纪录片。导演和工作人员在目前的条件下所能找到接受访问的人，几乎都尽力找到了，尤其是蒋经国在苏联时期的人地物。

    假如说纪录片的开头与结尾，界定了作者给予影片的基调。那么这部影片，在主观情感的层次上，导演是认同传主的。

    导演本人对于传主的情感认同，尤其是其苏联时期的遭遇与磨练，可以从几方面看出来：作者在处理传主「正面」形象时，音乐与镜头的运用相当精心；导演自己扮演传主日记的「传声筒」；导演在第一、二集两度处理蒋经国在农场历练的经验。对于这段处理，观影者的反应也可能两极。一种是：认同蒋经国者，对于他作为领袖之子，被迫长期居留于异乡不得返乡的人质处境，而且过得如此艰辛求生存的日子，同情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另一种，不认同者，认为他不过是因为「太子」的身分却未受特殊照顾而让人同情，下田劳动乃是平安百姓的生活，蒋经国所从事的不过是体验百姓生活罢了。

    日记，尤其是政治工作者的日记，往往都是写给别人看的。蒋家父子的日记当然也不例外。日记除了这种改写自己真实生活的可能性之外，也是传主回顾自己历史、建构自身「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 的一个媒介。通过讲自己的故事来建构自己的认同和意义感。

    所以，从比较深层的角度来看导演的处理方式，就会让人很惊异地发现，mode of presentation对于纪录片之意义建构及其认同赋予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两个关键点。一是让蒋经国的声音通过日记（以及具有高度政治操作性的书信）来呈现。二，导演决定自己为这个部份配音。

    附带一提，第二次处理农场经验，以动画的形式，这种形式看起来与第一集一开头所设定的历史剧式的影像基调不搭。

    以五集影片所呈现的风格而言，其中看到四种元素的并置。一是史诗般的历史影像风格。二是动画。三是很一般的纪录片拍摄手法，跟着报导人的眼光与脚步走，例如赣南那段。四是访谈。
访谈剪接，整体而言，相当用心。历史影像风格、动画、报导人脚步跟拍这三种元素并置，则感觉不很融洽。

    关于民进党组党时期的回忆，王家桦与黄尔璇对剪那一段处理得很好。此处也可以左证导演还是有心在寻求「公正平衡」的观点。不过，黄尔璇的角色性格较弱，明显被王家桦在气势上比了下去。

    这部片子，对于蒋经国人格特质的呈现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验证了吴乃德所写的：蒋经国是一个不读书、没有知识与文化涵养的独裁者。不过，这样的感觉，还是跟观影者之前的历史与相关知识有关。例如，上海「打老虎」那段，很明显是不懂经济与社会运作的人，用政治手段的蛮力来对抗内战通膨与官僚结构性腐化的难题。当时的问题是全国性的，怎么可能在上海市一个地区实施价格管制？那只会让囤积现象更加严重，更加速国民党的败亡。

    对于蒋经国「负面」批判部份，大致上没有因为导演的正向情感而被太轻放过。不过，对于白色恐怖以来许许多多直接间接受害者而言，可以想象一定对于本片的批判力度不满意。兹举一例：白色恐怖的阶段，篇幅不小，但是感觉在处理上，主要以第三者叙述观点来处理，给于受害者的声音太少。对于受害者，给的声音再多也不嫌多。对于在情感结构上依附于国民党国家与意识形态机器者，任何一点批判蒋经国的声音，也难以接受。这个困难是我们当代的、当前的困境。

    困难点在于，当人们还活在独裁者的阴影下，你很难找到一个让人感同身受而且妥善的观点，去「同情地理解」独裁者。因此，当本片导演尝试将此 sympathetic perspective表现出来时，甚至只要些许的流露，必然遭受到受害者极大的心理反感，甚至因此而失去解读、欣赏影片的耐心。例如，导演提到某位观片者向他质疑，提到片中引用一句话：「蒋经国已经继承了他父亲蒋介石的伟大人格」。这句话在片中的脉络倾向于反讽，但该观影者却认为是导演的正面肯定。幽默感就在心理反感的整体感受中飘散无踪。

    对于传主的负面与正面评价，若要能够均衡地放置于同一部作品之中，必然是要能够提出或做出一个「有机的」观点。显然，这是困难的一步。若不是有机整合，则会变成拼贴 (collage)。本片中，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假如蒋经国在苏联真的信仰了社会主义的理念，那么他来到中国、撤退台湾后所扮演角色背后剧烈的价值转变，如何自圆其说？又假如，早年的经验只是时势使然的「政治学习」，并没有深植内心，那么并不难解释他回国后与其父亲的迅速和解并成为接班人。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假设，则本片第一集所呈现的观点必然遭到质疑。因此，导演必须面对第一个假设问题的挑战。

    蒋经国在赣南、上海、来台湾实施的许多政策，像是控制通膨、物价管制、防堵资本家力量过大危害国家，这些其实不能解读为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政策。或者，也许更贴切地说，是社会法西斯（拖派对于斯大林的批判）。

    蒋经国晚年适逢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台湾本身的民主抗争运动也适时再起，他没有去阻挡这个历史洪流，是聪明的。包括他在决定解严时跟部属说的，国民党戒严四十年，台湾人民没有反抗，已经很好了（exact wording to be checked）。像是这种话语，对于缓和目前的族群政治紧张是有帮助的。因此，我想到，为何导演没有纳入蒋经国那句名言：「我也是台湾人」。我问导演，他说：他没有想到这句话。原来我以为导演是基于某种考虑而不放。假如真的是无意识、或是遗忘，那倒有意思。为什么导演会在制作本片时，遗忘了这句重要的话。这是否征显了深层的意识状态或认同？我们知道，遗忘往往是压抑的结果。值得我们再进一步讨论。

    写完这心得，我回头看林世煜之前看完前公映版的评论。我发现他先前所担忧的一些东西，我看后的想法也与之相近，例如对于用「悲剧性人物」来形容蒋经国；处理白色恐怖时用民间宗教游行；解严前，民间自力救济运动已经蓬勃发展，给国民党相当大的压力。以及：「如果一定要有个结论，不妨用他说「蒋家不能也不会」或者「我也是台湾人」那两句话。」所以，其实导演好像并不接受世煜的这个建议，或者有看却没读进去。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