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玉珍正跟丈夫在地里忙着刨白薯，忽听有人喊她，说通知下来了，她被选上了。
这是去年10月下旬的事。邻居吴家的闰女在《大众DV》杂志社工作，有天回村到邵玉珍家窜门，俩人唠了一会村里的事，村民自治呵，土地承包呵，以及选举和村风等等。邵玉珍对村里的事门清，谈了不少看法。
“大婶子，有件事，我想你参加比较合适。”吴家的闰女对她说。这件事就是“村民影像计划”。她要走了邵玉珍的身份证复印件，说替邵玉珍报名去，但能否选上不一定。
“村民影像计划”是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应“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的，“村民DV”是影像计划的一部分。2005年9月开始面向全国征选10位村民，打算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DV回自己村拍摄。参加者必须是村民身份，另外要有自己的拍摄主题，围绕着村民自治。
邵玉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北京顺义杨镇沙子营村生活了几十年，她家种了16亩地，种有白薯、花生、京欣一号西瓜。夫妻俩一年到头在地里忙。
通知下来时，正是农忙收白薯。听说过几天还要进城培训，邵玉珍赶紧回到地里，接着刨白薯。早晨天刚亮就下地，紧刨了两天，总算把白薯刨完了。
得知自己被选上，邵玉珍并没有榜上题名的喜悦，反倒有些发怵。毕竟是一个55岁的农村妇女，这些年，一直闷在村里，整天围着地头、灶台、孩子转，跟外边的世界早脱节了，距离太远。冷不丁让她拿起机器拍片子，能拍出来吗，她心里直打鼓。但有一种东西在吸引她，拽着她往外走。她在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出去，一辈子就到此为止了。其实，这些年她并不甘心，邵玉珍是初中文化，像她这个岁数，这个文化程度的人，没人留在村里当农民，早都进城里工作，她说自己没路子，所以沉底了。
过了没多久，邵玉珍进北京城里参加培训，住在朝阳区一家叫“巨龙光电”的宾馆，培训上课的地方在不远处的草场地工作站，在这里她认识了吴文光，开始接触纪录片。
一天半讲什么是“村民自治”，邵玉珍早知道这词，但具体内容她弄不清楚，稀里糊涂的。晚上放纪录片，看了《江湖》、《拎起你的大舌头》、《楼梯》、《淹没》等。
刚拿起DV，邵玉珍的手有些发抖。学会了开机、关机后，就被放出去实拍，先拍静止画面，再拍人物。1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开始报自己想拍的选题。有想拍村里采石场的，有想拍扶贫款发放的，有拍选举的，有拍分地的，还有拍藏民如何从种地转向旅游的，轮到邵玉珍，她报了“包地”。
3天后，邵玉珍拎着一台DV、10盘带子和一道作业题回到沙子营。拍摄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后重回草场地交带子，从10盘带子里剪出一部10分钟的短片。吴文光告诉她，万一“包地”拍不成，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随意拍。总之，要把10盘带子拍满。
回村后，邵玉珍拎着机器先去找村长，告诉他自己手里的机器是哪来的，她想拍包地，问啥时候开包地的会。村长说成，开会时通知你拍。结果一拖再拖，一个月过去了包地的会也没开，包地没拍成。邵玉珍发愁：我拿什么交作业？
出于本能，邵玉珍只想把10盘带子拍满了，好交差，碰上什么拍什么。正赶上收获大白菜，人们忙着砍白菜、卖白菜，邵玉珍就拍这。她拍了村民在马路边截车卖大白菜的场景，拍了人们如何侃价，怎样把买家领地里看菜，砍菜，最后装车的过程。她还拍到了在马路边等车时，村民们谈天说地、插浑打科，开玩笑、发牢骚的场面。一个妇女在镜头前抱怨，家里买了假种子，今年的大白菜算是瞎了，怎么伺候也长不大，想索赔也找不着人。
得空，邵玉珍就拎着机嚣在村里转悠，见人盖房拍盖房，见人打草帘拍打草帘，见人吵架拍吵架。一天晚上，她听见前院又“叮咣”打起来了，平时，邵玉珍就常给那俩口子劝架。她给机嚣装上一盘带子，赶过去，还想拿着机器去吓唬一下人家，把俩人打架的样子拍下来，你们嫌寒馋可能就不吵了。结果俩口子见有人来了，吵得更凶，各说各的理，根本没理睬邵玉珍手里的机器。男人依旧扯着嗓子骂，邵玉珍只好一边拍，一边忙着劝架。
一个村子生活了几十年，村民们跟邵玉珍太熟悉，对她手里的机器根本不理会，镜头前该干嘛干嘛，该说啥说啥，特别自然随便。见邵玉珍东拍西拍，只是觉得好玩，还像往常一样跟她拉家长：“大婶子，你照相呵？”“你家白菜卖完了吗？”“是不是发财了？”“你照相，干嘛使呵？”“大婶子，你给我家照照去，我家正盖房呢。”
别人跟邵玉珍说话，她不能不言语，结果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全被机器原原本本地录下了。
她去拍邻居家盖房，盖房子的人问她：“你那是干什么的？你这是什么意思？”邵玉珍说：“照着玩，什么意思都没有。”
房主有些疑虑：“什么意思没有，照我们干啥？”邵玉珍大声地说道：“照着玩儿没说吗？这农民就不兴有点儿这生活儿。”还是不太信：“没那事儿 你指不定干什么，就给我们使上点记号吧？”邵玉珍顶了他一句：“这是纪念，不是记号，您别把别人的好心当驴肝肺。”
有时拍摄，邵玉珍好像忘了是在拍DV，在机器前自说自话：“糊了糊了，我找不着焦点了。”到现在，她也弄不明白什么是焦距，怎样对焦。
眼瞅着要交作业了，临走的前一天，一大早，邵玉珍拿上机器，让丈夫老张当解说，俩人围着村子拍了一天。10盘带子算是拍满了。但没拍到包地的事，她有些不好意思去草场地工作站。
10位村民又从全国各地来了北京，邵玉珍觉得别人拍得都比自己好，当初想拍的东西基本上都拍回来了。邵玉珍和剪辑师在电脑前坐了一天，从她拍的10盘带子挑出几小段：地头的大树，找村长谈话，前院人家吵架，两个妇女在打帘，后院人家盖房，挖掘机挖沟等。邵玉珍至今也有些过意不去，等把她的带子剪完了，剪辑师都吐了。
邵玉珍给自己的小片起名：《我拍我的村子》，没想到一下就通过了。
因为没拍成包地，没主题、没框框，想拍就拍很随性自然，邵玉珍的片子歪打正着，脱颖而出。连她也没想到，《我拍我的村子》获得了“村民DV计划”的一等奖。
这个短片的获奖理由是：“摄像机好像成了作者身上的一个器官。这种亲近，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幽默感——它们都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出自于本能的率真和本色，是评委们决定把首奖给予这个作品的主要理由。”
除了专业人士的评选外，工作站又请了5个在草场地一带打工的农民评出“特别奖”，结果这惟一的特别奖又让邵玉珍得了。一个摆摊的妇女见了邵玉珍说：“你片子里拍的，就跟我们村子一样。”
“村民DV计划”活动结束了，手里使的DV归了邵玉珍。她说以前拍是为了交差，现在，她的拍摄兴趣给逗出来了，拍得更加勤快，得空就拍，有时下地也背着摄影包，到眼下已经拍了30多盘带子，内容包括《我们村里的人》、《我们村里的农活》、《我们村里的副业》、《我们村里的外地人》、《我们村的文艺演出》等等，她觉得村里有好多东西可拍。
但邵玉珍怎么也没想到，因为拍DV，自己还挨了一顿打。
她拍《我的亲戚》，其中的一个亲戚，家里的瓜棚被人放火烧了，报警后纵火者也被抓住，但只关了几天人就给放出来，瓜棚失火的亲戚没得到一点赔偿，放火者也一直逍遥法外。邵玉珍的亲戚很不服气，四处告状，想讨回损失。连着去了局长接待日3次，也没结果。
上个月，亲戚去北京城里上访，邵玉珍跟着拍，想记录下他讨说法的经过。他们一早就赶到东郊民巷，排队时，邵玉珍拍了街上的场景，马上有人前来阻拦她，不准拍。邵玉珍不服，跟人家理论：我在大街上拍，凭什么不准？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我拍，你拿出来，我瞅瞅？她不但嘴硬，还拍了人家的警号。这么着，她被人拽进一间小屋里打了。又在派出所待了仨小时，最后，她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来人才把她接走。
好长时间，邵玉珍都想不开。她说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只是伤痛，但她心灵的伤，更痛，心里压着屈辱。“打我的人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知道我是个农村老太太，还下这狠手。他们骂我傻*娘们，不跟家好好种种，跑这干嘛？”白天在地里干活时，邵玉珍反反复复地琢磨：我错在哪里？别人劝她，你以为外头都跟沙子营似的，想拍啥就拍啥呵！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拍这些了。
“拍，我亲戚这事要一直跟拍下去，我要看看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她说通过挨打这事，感到农民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尊严可言。
邵玉珍理解的纪录片是这样的：就是用DV记录下发生的事情。她家是村里科技示范户，去大兴旁各庄参观人家怎么种白薯时，她把过程拍下来。村里请农业工程师讲课，她把课程录下来，这些对村民们种地有用。今年，她开始拍自已一年种西瓜的全过程，从整地、下籽、栽秧、施肥，到最后的收获，现在正准备拍卖瓜呢。
一个妇女来邵玉珍家送光盘，她叫金霞，邵玉珍专门给她拍了部片子叫《金霞的一天》。金霞说话声大，普通话标准。问为什么单单选她拍片，金霞瞧着邵玉珍说：“我比别人多点什么，嗯——就是能干，有闯劲儿，是不？大婶子。”
片子里的金霞果然能干，一天紧着忙乎。邵玉珍拍了她怎样包玉米面、白菜馅的饽饽，怎样一个个贴在大锅上。然后，把上百个饽饽码进保鲜盒，搬上三轮车，推大街卖去。
“卖馅饽饽喽！卖馅饽饽喽！”画面上，金霞穿着白大褂，推着一车饽饽，高昂着头，声音嘹亮地大声叫卖着。
自打有了DV，邵玉珍开始关注村里的人和事，村里人有事也找她去拍。她认为农民拍DV最大好处是：农民能说自己的话，能在镜头里表现自己的生活了。
“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还能拍成个艺术家，当个DV工作者呵，没那想法。咱的本职就是种地，农时不等人，忙农活就顾不上拍。但村里要是发生大事，我也会搁下手头的活，拍去。赶上选举拍选举，赶上包地就拍包地。反正记录我们村的生活，记录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
下雨天，村民们来邵玉珍家，津津有味地看她拍的片子。
电视里放着邵玉珍上周日刚拍的素材，拍的是村里的田野风光。蓝天白云下，是一大片金黄色的麦地。邵玉珍一边欣赏，一边啧啧地赞叹道：“瞅瞅，这天多蓝，这空气多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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