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波兰电影协会的主席布朗斯基先生

第一场请来的是波兰电影协会的主席。
主持人: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波兰的布朗斯基先生接受访问。
我的问题大概四、五个。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波兰纪录片很有实力,获得非常多的奖项,中国的观众也非常喜欢看,波兰许多作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比如《红白蓝》,我想问下布朗斯基先生博览纪录片在中国如此受欢迎的秘密?
布朗斯基先生:他们在波兰发展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他们最早传统的做法就是在放一个电影之前,会放一个简短的5到10们分钟的纪录片,去看电影的人不仅欣赏到前面的纪录片,同时他们也喜欢上前面的纪录片。
在波兰纪录片成功的经历教会我们所有制片人要在很短的时间告诉大家十分有用信息,有就是他的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纪录片跟电影相比,电影是一个小说,纪录片就是优美而很短的诗,它需要一些加工和压缩。现在,不仅波兰有这些经验,许多欧洲的国家也有相同的经验。许多国际上成功的一些导演,他们在做电影之前都是从事纪录片的拍摄,通过做纪录片取得很多成功的经验,也在为做以后的电影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在过去,不仅是波兰,而且在欧洲许多其他的地区,纪录片这个产业都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波兰来参加广州的这次纪录片大会,还有以及去年波兰举行的纪录片大会,播放的都是70年代的,因为那个年代是纪录片比较辉煌的时代。现在,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在电影院放电影的方式也变了。现在,电影的发布传播已经不受国家或者电影事业的主管来限制,都私有化了,所以在电影播出之前也不会播5—10分钟的纪录片,而改播广告了。所以现在纪录片主要都是通过电视和大众见面。但是电视业有它的局限,简短的纪录片不适合,电视媒体更适合1—2个小时的节目。不幸的是现在在很短5—10分钟之内涵盖所有信息纪录片的时代过去了。当然我们都不会忘记曾经的辉煌。我们现在要传承转向大家,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在电影事业上继续发展纪录片的产业。在德国就有一个十分好的几个方法,就是德国的电影产业是由国家出资的,但是国家出资之前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播放电影之前必须播放一部短的纪录片。但是,这跟过去已经有很多的不同,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纪录片大展中我们所有的纪录片没有超过20—25分钟的。如果说要我给中国的一些制片人或者朋友一些建议的话,我要告诉大家纪录片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这就是纪录片的精华所在。这对制片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在10分钟之内要展现所有的内容,无论是从能力还是知识上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把纪录片保持继续让它在电影厅里得到展播。
主持人:请波兰布朗斯基先生介绍下波兰纪录片现状及类型?
布朗斯基先生:现在在波兰我们主要还是通过电视还像大家传播纪录片这个产业,时间都是很短不会超过,像这么一样超过25分钟。在波兰有两个网站是专门播纪录片的。在这些纪录片里像大家展现了波兰先存在的一些现状,和波兰人民的生活。我想纪录片是一个像世界上展示各国文化风俗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像这次纪录片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就是像大家展示各国的发展现状,像大家展示各国文化,像中国、美国、加拿大等等,给大家构成一个沟通的平台。我在中国也看到中国许多十分优秀的纪录片,像去年展播的《幼儿园》这部纪录片都十分优秀。现在国际上都有它的展播。在过去的时候过去和现在纪录片发展产生了很多的变化,在过去拍纪录片技术有限,每一个要录的东西胶片十分少,以前都要先选好要拍什么等,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技术这么发达。这就是对这个纪录片的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像是一个猎人在过去的时候,猎人的子弹非常好,所以他去到森林里要事先选好他有狩猎什么动物才会出现,但是现在不同了,大家拿着很先进的武器可以先到森林里去,先他动物猎好,再选择要哪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纪录片这个产业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主持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州纪录片和波兰在未来3年签订了合作的协议。请详谈一下合作情况,以后合作的具体构思及项目?
布朗斯基先生:中国电影协会和波兰电影协会合作已经有很多年,在这几年中他们相互沟通、学习,但是在纪录片这一方面也是刚刚开始合作,我们都知道波兰在纪录片方面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他的纪录片展在世界上非常出名了。所以广州刚开开始跟波兰进行合作,波兰就邀请广州协会去波兰参加大展,所以我想之后的合作波兰的电影会陆续来中国进行展播,两方相互交流和学习。
主持人:明天举办的“波兰日”您有何期待和祝福,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布朗斯基先生:我们这次来广州最主要的目的是广州波兰的纪录片,波兰能作为其中的一方被邀请来是十分荣幸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知道中国,但是波兰相对来讲少一些,并不一定所有的中国人都了解波兰,所以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向中国人展示波兰。就是说在波兰和中国合作这一方面,我个人非常赞成促进波兰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在过去的12年里组织了许多活动在一些团来中国参观以及我个人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都去过,同时我也把中国的代表团带到波兰参加影展,我想波兰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十分开朗,所以我想他们可以更加有益的合作。
卡拉斯·丹尼尔森先生接受访问

卡拉斯·丹尼尔森先生接受访问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他是来自德国莱比锡国际记录片短片电影节的卡拉斯·丹尼尔森先生。
主持人:你好。
第一个问题您看过中国的纪录片吗?有否考虑引进中国的纪录片?
卡拉斯·丹尼尔森:首先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以前也看过中国的纪录片,在莱比锡的国际电影节中看过中国的纪录片。
卡拉斯·丹尼尔森:今年夏天莱比锡的国际纪录片短片电影片中看过广州的纪录片,广州有派过一位代表到那边。在莱比锡的“中国日”上给他们的灵感是想要举办一个更大的有关中国纪录片的更大的项目。也许就是以后每天在电影节上都能够展播中国的纪录片。对中国所提供的纪录片的质量,还有内容的多样化,表示非常的满意。在莱比锡电影节上展播的中国纪录片,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展现了中国人如何应对社会各种不断的变化。在电影节上展播了来自广州、云南还有独立制片人制作的影片。节目的多样性和质量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满意。他们以广州纪录片大会签了约,每年在莱比锡电影节上举办“中国日”每年也会来我们的大会带来德国的一些纪录片。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请简要介绍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短篇纪录片的有关情况?
卡拉斯·丹尼尔森:这个电影节实际上是以动画电影节,短片电影节,电影节举办以1955年到现在已经有48年的历史,上一届是48届,是欧洲和德国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侧重以短篇和动画片面,是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的电影节。在上一届的德国莱比锡国际电影节中由190部的纪录片,还有另外190部是动画片,所有参展的影片大概是380部。这些短片在德国十个电影院播出,观众大概有2000多人。莱比锡国际电影节有比赛,有“评优”。国内与国际的纪录片的一个比赛,大概有一千多专业的独立制片人,还有电影制片人,以及发行商和方案的编辑来参加这个大会。今年他们想以更多的市场化的运作到莱比锡电影节中,这就是有关莱比锡电影节的一些情况。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广州国际纪录片才三年,莱比锡电影片已经有47年的历史,根据我了解双方已经签订合作协议,您认为双方的合作优势在哪里?
卡拉斯·丹尼尔森:这非常重要,在国际上的一些重大的电影节,相互合作,交换各自的经验以及各自的观点。中国的纪录片的制片人和导演到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去了解德国纪录片的一些情况,我也来到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状况。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从一开始给纪录片这个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并且来推广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这次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卖出非常大的一步,让所有的公众都能够有机会在电影院看到我们的纪录片。
卡拉斯·丹尼尔森:今天会在电影院播出介绍六个德国的纪录片制作人,并且推出德国的纪录片。明天会在电影院推出波兰的纪录片,昨天已经播出加拿大的纪录片。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给各国的纪录片制作人有一个交流的场所,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场所,让大家互相了解和展播彼此的纪录片。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组办单位,非常有成就,在三年内就把国际纪录片打造成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场所。在这个大会上我也认识了很多同行业的人士。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您谈谈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的市场模式,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介绍给大家?
卡拉斯·丹尼尔森:他们的市场运作,在纪录片大会类似于一个纪录片的资料馆。就是观众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纪录片,比如说有关社会问题的纪录片,有关动物纪录片,有关文化题材纪录片,历史纪录片,观众还可以在电影院看到有关的纪录片,可以买票看。同样也编辑了一本书,这书有很多的方案,感兴趣的制作人可以从这本书,找到他们喜欢的方案来进行相应的制作。这个电影节还给一些新的方案有一个平台,我们会邀请50家世界各地主要电视台的决策者,来听取方案导演的计划,让他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如果决策者对某一个题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跟方案的编辑进行沟通,然后直接投资某一个制作片的制作。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小组讨论,就是讨论纪录片的发展方向,以及纪录片的新的制作模式。包括还有高层的探讨,有关政治纪录片方面的制作探讨。
哈里·沙法兰先生接受访问

主持人:下一位嘉宾是来自加拿大Doc Talk电影节的哈里·沙法兰先生。
主持人:哈里·沙法兰先生你好,欢迎接受我们的访问!第一个问题是请介绍一下DOC TALK节的情况?
哈里·沙法兰:我的DOC TALK是这样情况,在加拿大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纪录片节,在多伦多举行,我们这个DOC TALK等于是一个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分支,让西部的行内的认识能够更方便的进行对外交流。我们两年一次,现在是第二次。
主持人:加拿大DOC TALK电影节有许多创新的手段,例如,加拿大的“面对面”的纪录片交易市场的形式,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那么,你们现在的电影节还有什么新的思路,它与其他纪录片有什么区别?
哈里·沙法兰:我们纪录片活动像阿姆斯特丹和多伦多主要不同的地方,是我们鼓励处在发展阶段的项目来这里进行交易或者是面对面的方案预选市场。阿姆斯特丹通常是下一个阶段,他们到了资金的筹集阶段,我们是方案的发展阶段,等于是比他们先一段这个阶段进行交流、推销。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是你能谈谈加拿大两个电影节市场经营模式吗?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介绍给大家?
哈里·沙法兰:我觉得最成功的纪录片节这种市场,应该是找到一些相应的合适的电视台,跟一些相应合适的制片人,把他们拉在一起,这样就能增进做项目发展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像BBC像法国一些电视台就是我们请过来介绍给制片人的主要一些模式。
主持人:谈谈您对广州纪录片的感受?
哈里·沙法兰:我觉得广州纪录片大会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因为它是在中国,因为他是在亚洲,在其他如欧洲都有这样的大会,就是亚洲没有一个这样的市场。而且,你们这个纪录片节把制片的艺术,能够和市场结合得很好,非常有吸引力。
主持人:在纪录片节有什么收获吗?
哈里·沙法兰:食物很美味。(笑)纪录片节的一个其中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能够认识一些这个行业的新人。希望有机会往外去介绍,中国的制片人也可以把国外的内容带回去介绍,我觉得这个纪录片节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平台。
巴巴拉·奥利兹女士接受访问

主持人:现在接受访问的是来自波兰克拉克夫纪录片节的巴巴拉·奥利兹女士。你好,欢迎您!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是简单介绍波兰克拉克夫纪录片节的一些情况?
巴巴拉·奥利兹:克拉克夫纪录片节是欧洲最长的历史纪录片节之一,1961年就以后开始,开始两年只是国内的一些评奖,后来就发展到国际的评奖。里面我们主要是纪录片为主,但是也有一些短片跟一些动画。我们主要是纪录片的展播和评奖。有国际和国内的评奖,国际评奖有50部片入选,国内也是50部。今年我们有400部片展播,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展播,因为我们觉得特别展播跟评奖各有各的所长,评奖是给专业人士去评奖,但是有很多限制,他们有60分钟长度的限制,而且有一个限制是在过去一年里新拍的节目才能入选。但是在我们特殊的节目里面,我们可以比较有自由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学生片展播,也可以做儿童片展播。还有就是现在有和中国、日本、广州纪录片大会合作的一个展播项目。两年前,我们有一个“中国日”是跟广州纪录片大会合作的,在两年前开始,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专门举办的酒会反映是很好的,在波兰有很多人看中国这个纪录片。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波兰跟广州两个纪录片的异同点?
巴巴拉·奥利兹:其实纪录片节是历史比较长,这个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除了这个不同以外,我们相同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我们明年也准备引进市场这个活动,也是请国际买家到我们活动来推广波兰的片,波兰有很多很优秀的片国外是没有机会去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共同点的地方。
主持人:你们是怎么选一些来中国展播的片子的?
巴巴拉·奥利兹:这次很想推荐你们去看我们这次选来的片,上一年我们选历史题材,今年我们讲青年人的电影作品,在波兰选5—7部在这里展播是很困难的事,今年有些年轻人很有名的获奖的作品,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就是讲述一个人跟一个酗酒习惯的一个人,他很想帮助他,最后还是没有帮上,因为他酗酒而死。另外一个是学生的作品,这个作品讲两个人在英国想找工作,但是找不到,有很多问题产生。这里面也是很有趣,总的来说,你会觉得放映的影片很具波兰特色。
主持人:有一个共同问题,你能不能谈波兰纪录片运作模式,有什么好的经验介绍大家?
巴巴拉·奥利兹:最后我想说,很欢迎更多的片送到克拉克夫来,上一年很高兴广州送一些片,我希望以后会继续有更多的片拿来展播。
彼得·文托基尼先生接受访问

主持人:下一位嘉宾是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内容方面的负责人彼得·文托基尼先生。
主持人:彼得先生你好。请简要介绍一下纪录片节的情况?
彼得·文托基尼:先讲我本人,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制片人,多年来在全世界各地做我自己的项目推广,节目推广,所以后来我发现我很愿意腾出一些时间做义工,做一些教育的纪录片,作一些公共的事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变成帮印度、非洲不同国家的纪录片节作一些组织的工作。后来我把自己称为是纪录片的“国际大使”,我现在是帮阿姆斯特丹的讨论会的一些组织工作。我先讲讲阿姆斯特丹组织的活动,我认为不单只是欧洲,世界上也有一个纪录片的圣地。每年有2千个专业人士参加这个活动,参加展播市民就有13万人看这个片。所以也有这些市场的活动。现在你们就像3岁的小孩,而阿姆斯特丹这个活动从规模和影响力来说可以说是祖母级的。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小孩是很健康成长的小孩。
彼得·文托基尼:18年前,我记得,我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两位创始人在纽约的街头发宣传,想叫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我觉得纪录片节这个规模,重要的不完全是钱,投资甚至展播的事情。屏幕上展播的和屏幕以外的事情都是同样重要。我觉得纪录片是自由的讨论、自由的争论,对内容的反映争论,和研究怎么把内容用电影的手法反映出来的讨论,是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活动上,见到很多很有名的买家。其实在阿姆斯特丹我们也见过他们,有些人就在阿姆斯特丹直接飞到你们这的。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对中国纪录片的感受?
彼得·文托基尼:有点遗憾,我长期生活在西方,不是很多中国的片在那里,上一年我看了7部中国片,我在阿姆斯特丹不是很随便的看,我认真看的片在过去两个月已经看了150部,对一部叫《飞城》的中国片特别喜欢,它讲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反映的是很真实的生活,这种反映方法,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到的。我觉得中国纪录片一个特点,是一个很强的观察性,实录性。这是纪录片上面的学派,一种记录方法。我曾经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关于这个方法。这种实录没有带很强的政治、很强的个人观点在里面,让观众自己去理解,自己去解释演绎。我觉得有一个标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纪录片,我觉得优秀的应该象一幅画一样,最好的作品是让观众有空间有自己的理解去欣赏这部片。我的任务在这里的话,我想找一找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对中国纪录片新的启发。我明年可以把中国片独立制片人的片推到阿姆斯特丹去,专门成立一个中国纪录片的专题,专门演示独立制片反映出去。中国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多转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去反映这些转变,教育用纪录片方法去记录它,我第一次来到广州,以前去过香港,我觉得我的将来会在这里产生灵感。从历史来讲,中国和加拿大很有渊源,像白求恩。在这里跟中国有交流的空间,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在阿姆斯特丹在中国搞一些训练,或者是讲座。也可以把中国的一些内容带到阿姆斯特丹去进行交流。
主持人:有关阿姆斯特丹的纪录片的运作模式?对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感想?
彼得·文托基尼:作为纪录片里面,所需要的各项的内容,我都已经具有。比如说制造纪录片的经济来源,我们有活动帮助获取。还有共同纪录片的制作,也有特别的活动去支持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有300部片在公众电影院里放,大众对纪录片的反映也能够测试得到。还有一些共同的交流、很能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平台。比如说还有教育、儿童的纪录片,我们每年支持200个纪录片的学生到阿姆斯特丹与专业人士见面。所以我的感觉不单只是一个专业活动,其实是一个大的聚会、庆祝活动。
彼得·文托基尼:对于我来说,成功的电影节应该是要做很多事情。而且大部分都成功,这样就最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家也看多,有买家、有纪录片的制作者,这样提供这个广阔的平台就很好。
彼得·文托基尼:也许我们有个特点,就是其他人不一定有。我们有一些基金会,有钱去支持制片,每年我们都有评委团选出两部片,这些片中部分的片是由阿姆斯特丹投资的。这些制片要在发展中国家,不是美国、加拿大,不是这样子。今年开始,有个很有趣的,我们资金的支持还有一个方向。有些人通常做了一个片以后,就忘记了这个片的内容。我们这个节一直很努力关心社会、关心人文、关心民生,我们想到一个想法,就是除了这个片以后,拍完这个片里面的内容,比如说有些学校,没有钱读书,比如说一个村子的房子差不多要塌了,我们除了拍下这个过程外,还会捐钱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拍片子,我们这个是和社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海瑟·克罗尔女士接受访问

主持人:下一位嘉宾来自澳大利亚AIDC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总负责人海瑟·克罗尔女士。
主持人:海瑟·克罗尔女士你好。第一个问题是想问问有关活动的简介?
海瑟·克罗尔:澳大利亚国际纪录片大会成立于1987年。有20年历史,每年都有500—600人参加,每年轮流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城市举办。我们主要的活动是面对市场,也是市场的活动,当然也有一些展播,重点还是在市场。我们会讨论一些比较流行的议题,比如说怎么帮助纪录片制片人他们所需要的制作资金。还有一些我们也有一个方案预售会,请全世界的各个电视台买家坐在一起跟澳大利亚的一些制片人讨论方案,看看哪些电视台能看中这些方案。我们活动有四天,还有接下来象是电影节式的放映,通常都会延长更长的时间。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作为国际级的纪录片活动,政府对本国纪录片是如何培育和重视的?
海瑟·克罗尔:政府的支持是从各方面的,首先是澳大利亚整个国家是有政府的资金在支持。还有各个省出钱支持,也有电影的基金会,当然也有私人的,但是比较少。由于澳大利亚巡回不同的举办,看他们出多少钱我们去哪里办,我们15万,任何一个想举办的省必需出这个价才能取得举办权。还有我们的注册费也是很重要的收入,参会者的注册费占了50%,所以总共的资金能达到70万澳币左右。
海瑟·克罗尔:我们是惟一专门做纪录片的一个活动。当然就像其他地方,像你们这里也会是这样。就是每个省都会争取去那那里举办这个活动,但是我们决定不让他们互相竞争,所以我们采取巡回的做法。澳大利亚还有其他的电影节,就是故事片或者其他的片种。
主持人:你能够谈谈澳大利亚AIDC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情况吗?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介绍给大家?
海瑟·克罗尔:对于现在运作纪录片活动,最大的挑战总是,情况不断在发生变化。比如说以前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的是一个制片人,他能够拿到联合制作,拿到不同国家的资金,现在这个情况改变了,他们必须要跟其他国家的制片合作,面对这种变化,我们也想办法在我们纪录片节里面制造这些联系的关系的机会,其实我们今年也制造一个私人聚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面是“一对一”的会面,我们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像很多纪录片节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一样。像你们有很多的聚会,我们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人一起放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像度假式的地方,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远离办公室,我们不会在悉尼作这个活动,因为他们容易受干扰而分散精力,我们会放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大家集中在一起谈。我们会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建筑,让他们在四天里能自由方便的沟通。
主持人:谈谈你对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感想?
海瑟·克罗尔:正如我前天跟何先生说过,我们在两年前见过面,那时候你们是第一届举办,我们印象深刻就是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取得这么大进展,我觉得在这里我收获很大,见到很多人,也有一对一的见面机会,这就是我想在我们的活动上想做到的事。
米歇尔女士接受访问

主持人:下一位嘉宾是来自加拿大热门纪录片节Hot Talk电影节的负责人米歇尔女士。
主持人:米歇尔女士你好,欢迎与我们分享。请介绍一下Hot Docs电影节的情况?
米歇尔女士:首先,这个Hot Docs在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跟市场,12年前才创立的这个节,本身是为加拿大国内服务。是让国内的人每年集中在那里,在交流。后来我们觉得既然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就决定请国外的人一起参加,最后就发展成现在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在6年前我们开始引进了主要设想,就有点像你们这个方案预售会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是6年前也是我主持的,我也是那个时候加入这个Hot Talk,活动为期2天,有30个项目,有100个国际买家,像国际买家进行推广。我们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让他们供吃、供喝两天之内都是很集中的去做这个推广的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也提供一个面对面的机会,我们设了很多台,报名参加的人每个一堆人只能有15分钟的时间跟电视台和买家谈话。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两个加起来一个是方案预售会,一个是对一对这个谈话,上一年我们统计了总共创造了250万的电影投资资金。
主持人:加拿大电影节有很多创新所在,比如“面对面”交易形式,如今已经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你们对新的电影节有什么思路?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米歇尔女士:我不知道我的答案会不会说回答你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特色,但是我可以讲一些数据。我们Hot Docs是北美伟大的电影节跟市场,多伦多还有一个国际电影节是仅此法国电影节。我们会收到1500部片的报名,我们从2000年的时候有4000人参与这个观片,到上一年已经增长到4万人,说明多伦多人很喜欢看片,这个给我们很好有利的环境支持。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特点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些特点是因为在北美没有其他像我们这个一种活动,所以就变得很独特。
主持人:谈谈您对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感想?
米歇尔女士:我是第一次来中国,我觉得我很累,这几天,因为很多事情在发生,都非常令我兴奋,我在这里见到许多很新的面孔,在街上也见到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主持人:对我们这届纪录片节有什么建议?
米歇尔女士:我的建议就是,继续成长。因为你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特别有兴趣的是看你们现在这里有个市场行为、交流行为,但是在外围有一些公众展播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非常想看它怎么发展,我想看看广州市民、公众市民对国外电影节送过来的纪录片有什么反映。
伊夫斯·珍诺先生接受访问

接下来的嘉宾是法国阳光纪录片节sunnyside of the Doc的总负责人伊夫斯·珍诺先生。
主持人:伊夫斯·珍诺先生你好。伊夫斯·珍诺是阳光纪录片的总负责人。请简要介绍阳光纪录片节的情况?
伊夫斯·珍诺:法国的阳光纪录片是在17年前创立的,你们可以想象通过17年这么长时间的很多艰苦的努力,上一年有2000专业人士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包括有电视台、电视制片人等这些人来自全世界各地。这种情况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有这么多专业人士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提供联合制作,还有交流经验的活动。每年都有几个题目,议题我们要作一些访问探讨,上一年是关于英国的制作情况。因为英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纪录片的制作方面,我们计划下一年我们在总电影做的议题是“高清电视”我们市场的建立是为了制片人跟电视台这两方面怎么去合作资助赞助一些项目的问题。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与中国纪录片合作的意向和构思,纪录片合作包括纪录片制作的合作,和纪录片编辑方面的合作?
伊夫斯·珍诺:非常非常有这个意向,上一年我们很高兴看多有中国的电视台参加我们的活动,它是凤凰台,好像是香港的。今年我来这里的原因,也就是想像这里的专业人士,各行各类的纪录片人士参加我们的活动,希望它某天来这里参加我们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我们已经跟一些电视的制片人,电视台的人讨论过,他们感兴趣的是怎么能够今年或者下一年参加我们的活动,我的计划是把更多的中国同行带到我们活动里面去。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是法国人了解重要的纪录片吗?一般是通过什么渠道看到中国的纪录片,对中国哪些题材的纪录片感兴趣?
伊夫斯·珍诺: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很浓厚,原因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因为不能来旅行,到这个国家来。所以他们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觉得很多东西都需要了解。中国其实很多原因,不单只是法国人,即使整个欧洲人对中国都是有一种很神秘很感兴趣的这种感觉。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过去看到一些宣传的片,现在就有点不同。现在中国的一些片,在法国的电影节上面播放的时候,等于是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作为法国人来说,法国人对这些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伊夫斯·珍诺:我最近离开了法国2台,但是我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在我工作期间,我买了四部关于中国的片,有三部是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做的,有一部是中国人自己做的,关于中国的片,这一部片在法国巴黎的纪录片上获了奖,我在买了在法国第2台上面放了。这部片子讲的是,讲一列希望的列车,是讲一些劳工坐在火车里面,他们的吃他们的行为,他们非常聪明,拍的非常好。有一部就是说,法国人在中国人拍的,很中国人合作的,一部片是讲中药、功夫都很感兴趣,他反映这个角度觉得很有趣。
主持人: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如何使自己的纪录片,让Sunnysdie of the Doc组委会看到,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联系?
伊夫斯·珍诺:我们这Sunnysdie of the Doc不是有评奖的活动,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是一个电视节,其实是一个市场,就有电像这里,但比这里要大,设施要多。我们只是服务行内人士,但是也有一些公众展播。
主持人:是需要成片还是有预案销售?
伊夫斯·珍诺:两种都有,有三个册子。一个是参与者名单;第二个册子是专门有一个带子,白天给专业人士看,晚上给公众看。第三个册子是一些想法,一些方案,这个方案通过电视台选出来的方案,这个活动根电视台有联系,把这个项目给电视台看过,这样才有资格进入到第三个所谓的方案册子里面。
主持人:中国导演能够得到组委会的赞助吗?
伊夫斯·珍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资金去请这些导演。制片人他们自己可以想办法来,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就是来了以后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我举一个例子,上一年有一个巴西的代表团来的时候,就是巴西的政府支持他们,最后的办法就是本国的政府想办法支持他们来。
主持人:最后一个是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介绍给大家?
伊夫斯·珍诺:有很多,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坦率的说,你们是第三年我,是第十七年了,三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但是我想跟你们说,三年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我非常的认可。我在三年的时候我比你们这边要差的多了。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已经建立到莱比锡,到多伦多等,这种巡回的外出交流很有效果,所以我非常愿意用我的经验像你们交谈,跟你们介绍,这几天也已经在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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