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视野 奥尔罕·帕慕克访谈：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来源：南方周末）
- 新片快递 《安迪·沃霍尔和他的波普人生》《超音速之梦》
《巴黎圣母院：历史的见证》
- 纪录片观点 家庭（纪录）影片 (三)
- 触摸光影 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文/王书亚）
- 好书共享 《我的名字叫红》《爱与黑暗的故事》
1. 视野
奥尔罕·帕慕克访谈：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
作者: 王 寅 马筱璐
【南周周末】
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
——2008年5月22日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演讲
土耳其只重视欧美文学
南方周末：在你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就看过繁体字版的 《我的名字叫红》，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你把小说写得如此丰富、绚丽、充满激情，把感情给予了每个人物——这是我当年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过的感受。
中国人有一种对远方的渴望，总是把目光尽量投向最远处，比如欧洲，比如美国，而常常把中间的地带省略、跳过，但现在中间有帕慕克了。
帕慕克：谢谢。这是很敏锐的观察。土耳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只重视美国和欧洲的文学，而忽视了来自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文学。关键问题在于缺少翻译，尤其是直接从原文而来的翻译。我很遗憾地说，在非西方国家，比如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的出名首先是由于我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大的名气。
我认为应该有从原文直接翻译的作品。不然我们对对方文学的了解将受制于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我们需要建立直接的联系，我相信这种联系会建立起来的。这样西方出版业的影响将会逐渐消失。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得到的反应，更多的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更容易被哪一方面理解？有来自中国读者的反馈吗？
帕慕克：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情况各不相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的书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同国家）对我作品的接受会多么不同。我可以将对我作品的接受分成三类。我举个例子，在美国，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雪》；在西班牙、意大利，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伊斯坦布尔》；而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我的名字叫红》。这种情况在其他作家中间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作家都有世界公认的代表作。而对我来说却不是如此。
为何是这样呢？我可以给出答案。在美国，他们把伊斯兰视为自己新的敌人。我感到有些遗憾，虽然我的书在那里很畅销，但是他们读我的书是为了了解伊斯兰。是的，我的作品中讲到了伊斯兰，但是我不可能囊括伊斯兰的一切，它们只是小说。而对于欧洲人来说，由于欧盟和土耳其的问题，他们想知道的是土耳其究竟是怎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否是不可理解的。而在俄国、中国、韩国、日本，我最畅销的书是《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获得了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纳文学奖和法国最佳外语小说奖等诸多（欧洲）大奖。然而为何它也会成为非西方国家最被青睐的小说呢？当然，这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小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土耳其、中国、韩国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而现在我们这些国家渴望现代化，渴望它能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也担心现代化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我的书也是讲述传统和现代化这两股貌似矛盾的力量之间的冲突的。我的书描写了现代化带来的传统的突然缺失，以及身份丧失之痛。而这也是在西方承认我的作品之前，它们能够吸引非西方国家读者的原因。
南方周末：我很高兴听到你在媒体见面会上说：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你刚刚完成600页的长篇小说《MuseumofInnocence》（《纯真博物馆》），中国读者一定迫切想要知道，你最新创作的这部小说是什么题材和内容？
帕慕克：我刚刚从我的出版商那里得知，其实不是600页，而是630页。这本书是关于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富裕人家中人对一个远房穷亲戚的爱情，或者说是痴迷。这个故事从1975年开始一直讲到今天，跨越三十多年，主要涉及到了伊斯兰上流社会和中层社会阶级的生活，描写了许多生活的细节。但最重要的主题是爱情：爱情是什么？为何人们会陷入爱河？但这部书不是讲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的，这并不是一部浪漫的书。、
南方周末：你的书中总是有许多罗曼蒂克的东西……
帕慕克：与其他书相比，这部书讲述了更多关于爱情的东西。但是这部书更是一种对爱情的分析，而不是把爱情当作美丽的雕像置于高高的底座之上来瞻仰。我想分析遭遇爱情时我们将会怎样，爱情为什么会发生，它是怎样地不可控制。这就好像我书中人物头脑的一部分想要尝试了解它的另一半。
很“像”自己国家的人有时看不清自己国家
南方周末：你在一次访问中曾经说过，你的头脑里还有19部小说的构思。在另外一次采访中，你还说过，“接下来要写的八部小说的名字，我都已经写好了。”按照你以前的写作速度，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它们写完？
帕慕克：这是很好的问题。我总是很喜欢想象我将来想要写的书。我永远都不会缺少主题，事实上我总是有太多的想法。但很可惜的是我写得并不快，我要花上三四年时间才能写成一部小说。我要求自己写作更加有规律，更加勤奋。事实上，在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一年中，我发现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并不是因为过多的采访，而是因为我想要完成的小说。我原以为我会写一部450页的小说，但最终这部小说有六百多页。我的头脑中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新小说的想法，不仅仅是情节，而是成型的书，这是我构思小说的方式。如果我喜欢这些想法，它们会留存在我的头脑中。为了不忘记，我会把它们写下来。这是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笔记本、那么多写作选择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小说，而下一部新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成型了。
南方周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你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来自你国内的读者和批评家，这是一个成名作家的必然代价吗？你会置之不理，还是予以反击？
帕慕克：是的。成名有多种，而这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一个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作家，就会有人攻击贬损你。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陷入政治之中，但我并不希望成为一个政治中人。对言论总是有种种的限制，告诉你这些不该说，那些不该说。而当你说了什么的时候，就有人把你说的东西拿出来，把它无限夸大，并以此攻击你。在对我的政治争议中，有许多妒忌的成分。我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中斗争的勇士。问题要复杂得多。有人说我是因为政治上的争议而成名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南方周末：博尔赫斯说过，“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艺术家往往是最不像这个国家的人，比如德国是歌德，英国是莎士比亚，西班牙是塞万提斯。”中国则是鲁迅。毫无疑问，你现在已经是土耳其文学的当然代表，本国对你的批评这样多，是不是也是因为你不像土耳其人呢？
帕慕克：很好的问题。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并不只有《可兰经》才是经典。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心照不宣的事。当然了，因为我是土耳其人，我受着土耳其文化的滋养，但是，我与土耳其传统并非是同一件事。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在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更加普遍。博尔赫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阿根廷时——当时的阿根廷是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他并算不上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人，他说三种语言，他读的书并不全是阿根廷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说法，我们这一部分人并不是整个国家，但是我们代表了这个国家。而那些很“像”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有些时候并无法看清他们自己的国家。而如果你能够站远一点看的话，也许反而能够看得更清楚。
无论如何，当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代表土耳其文化的野心，现在也没有。这种野心有些时候是很危险的，它会让你的小说变得像旅游介绍或者政治宣传。我不想这样。我只想写符合我的标准的小说，我想通过它们来表达我自己。我的书和我的名声让我成为了土耳其的代表，但是这是有问题的。土耳其人不喜欢我成为土耳其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叙述土耳其的方式。
南方周末：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你在伊斯坦布尔的寓所前就有两个警察站岗，你的人身安全始终是热爱你的读者关心的话题。今年年初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图谋刺杀你的人已经被捕。现在危险过去了吗？
帕慕克：我说过一些政治言论，也许算不上很理性，但是我还是认为土耳其应该是欧盟的一部分。我谈到了一些关于亚美尼亚等地区的话题，这些话题并不是我应该谈的。这些话题我谈得并不是很多，但是偶尔会提及。那些国家感到愤怒，并以各种方式攻击我。我被土耳其政府告知可能有人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就给我的寓所配了警察。我外出的时候，也会有保镖跟随。还有一些疯狂的人和与我意见不一的人想攻击我。反正警察告诉我说任何时刻都得保护我。很遗憾，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
我们将成为那种民族性想法的牺牲者
南方周末：你在前天的演讲中，特别谈到身份认同的问题，“每个个体，都为自己的身份、欲望和悲痛所困扰。”你少年时代去欧洲的时候，护照上眼睛的颜色也被签证官莫名其妙地弄错了。面对西方世界的时候，这种压力在第三世界国家非常普遍，土耳其是这样，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帕慕克：身份认同、身份代表、民族主义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当我写爱情的时候，人们会说是一个土耳其人在写土耳其式的爱情，但是当托尔斯泰写爱的时候，他写的却是人类之爱。当我们谈及写作的时候，我们涉及到的应该是普遍的人性，这才是解读作品的方式。但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自己也会对其他国家的读者说，因为他们来自别的国家，所以他们并不懂得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情感。我们需要丢弃那种民族性的想法，因为我们自己将成为这种想法的牺牲者。一旦我们认同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就很难将自己融入人类的共性之中了，这样就等同于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是永远存在的，而我们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则为这种误读创造了条件。
南方周末：一个人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作家也是这样，你认为你成功的必然性是什么？性格？天赋？运气？还是其他的什么？
帕慕克：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首先目标、兴趣很重要。我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画家。其次，天赋也很重要。缺少天赋不成其为艺术。我认识一些人很喜欢文学，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天赋。再次，阅读和知识也很重要。当然也需要努力的工作和运气。除此之外，他人的鼓励也非常重要。我一直都很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我童年的时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当我完成一幅画的时候，他总是夸张地显出很惊讶的样子，仿佛我是一个天才。他从来不会挫败我的积极性。作家是需要有读者的，即使只有一个，无论这个读者是你的父母、弟兄或者妻子、女友。即使现在你不成功，他们也会给予你鼓励。有一些作家并不把自己的作品示人，我不喜欢这样。无论我写了什么，我都会读给别人听，譬如我的家人和我的助理。举个例子，在我写《我的名字叫红》的时候，艾斯特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但是我的妻子很喜欢这个角色，要求我多写一点关于艾斯特的东西。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角色，我也想看这个角色的发展，于是我把她的篇幅给大大延长了。在我读作品给别人听的时候，我会留意他们的表情。如果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不喜欢这一段落，我会对它进行修改。对我来说，他们可以帮助我检验我的作品。一般当我完成作品之后，最初的五到十个读者将会给我不同的反馈。他们不一定是伟大的读者，只是我所认识的人。而他们的反馈将会代表今后所有读者的反应，因为人多多少少都是相似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还有一点你忘记讲了——每天你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是否还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帕慕克：强壮的身体？是的。为了完成这部六百多页的小说，有时我甚至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我会锻炼，我会在办公室散步（边说边做来回跳跃的激烈动作）。我吃得不多，以保持身材。我不抽烟，我五年前就戒了烟。
艺术是一个野心家的领域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八年的时候，曾经从书上撕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现在你的墙上还有他们的画像吗？
帕慕克：对我来说，最优秀的四个作家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普鲁斯特。我喜欢看他们的作品，我会反复阅读他们作品中的某些章节，直至达到背诵的程度。当我读这些片断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是的，是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事物也许很简单，但他们却用一种精妙的方法将它表现了出来。优秀的写作没有程式，但是当你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小说，怎样能够做到丰富而又精确的写作。这些作品以它们对生活细节的勾勒展现出了生活的真实。我也喜欢科幻小说、幻想小说以及书卷气很浓的小说，我也写书卷气很浓的小说。我认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而这些作家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
南方周末：有一位中国小说家这样说，在你不同年龄阶段，好作家就是一个自动取款机，就像一直给你钱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你启发。在你的创作经历中，这样的作家是谁？
帕慕克：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最崇拜的四个作家，但是很少有好作家能够将所有的作品写成经典之作。乔伊斯、托尔斯泰也许在此之列。就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过《少年》这样不成功的作品。但是我很喜欢他其他作品中的某些片断，因为它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真实生活中的细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我喜欢的这些作家那样，以如此简单却又精妙的方式将这些经历展现出来。
南方周末：每一个作家都是有野心的，从你的作品看得出来，你很早就有成为伟大作家的愿望，我不知道，在你心目中，你仰慕的那些伟大作家有多少已经被你超越或者赶上了？
帕慕克：我从来不认为我能够超越这些作家，所以我对他们的阅读永远充满了乐趣。是的，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记得在我24岁的时候，我读到巴尔扎克的传记上说他一生写了94部作品，我就想我自己也要写90本书。我也希望能够超越土耳其的作家。甚至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曾经对我说，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回答，难道这有什么错吗？在我们的文化中，野心就等于对长者的违背、无纪律和自由散漫，这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因为我们被教导要永远尊敬长辈，听从长辈。而有野心则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事，这被认为是很危险的。我认为艺术是一个野心家的领域。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那些有野心的人努力的成果。野心在艺术领域并非坏事。野心家需要具备我前面所提及的那些品质，如天赋、兴趣、勤奋等等。
南方周末：你给女儿取名“Rüya”，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是“梦”的意思，你在女儿身上寄托的梦是什么？
帕慕克：Rüya是我的作品《黑》中的一个人物，她的原型是我的前妻，我和她现在也还是好朋友。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前妻说，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像她，所以就给我的女儿取了我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我女儿现在已经17岁了，她很喜欢看电影，每周我们都会看几部好的艺术影片。有时我也会建议她看一些书籍，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福楼拜的书。
南方周末：你很爱你的女儿，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你也带你的女儿一起参加了。她对你的获奖有什么祝福的话吗？
帕慕克：（开心地笑）当然了，她是我的女儿啊。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问我是否接受这个奖，我是否会参加颁奖典礼时，我同意了。事实上，18岁以下的人是不能够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晚宴的，她是历史上惟一一个例外，因为颁奖委员会不能拒绝我。她很开心。
南方周末：你在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提到了鲁迅、莫言，其实还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用中文写作的作家高行健，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帕慕克：我见过高行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充满悲伤的人。我很遗憾他所遇到的某些困难。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2.新片快递
★《安迪·沃霍尔和他的波普人生》
81分钟
 简介：安迪·沃霍尔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在狂热的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开始用波普艺术征服纽约。可口可乐、香蕉、米老鼠、Campbell汤罐头，甚至毛泽东和梦露……一切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物品，在他手中都变成了艺术。1962年，安迪创立了他注明的“工厂”工作室。在那里，他的“艺术工人”们可以自由的创作艺术。
沃霍尔除了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他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沃霍尔的作品没有欧洲设计师那么观念化、哲学化、个人化，他的作品风格体现出了：实用主义、商业主义、多元化、幽默性。"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这是安迪·沃霍尔留给媒体时代最乐观的寓言，但以其对当今艺术的巨大影响而言，他自己的15分钟还远未结束，无论是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还是现在，对于美国还是世界，安迪·沃霍尔都是个传奇人物。
★《超音速之梦——协和飞机的故事》（航空，灾难，历史）
52分钟
 简介：30年来，世界上唯一的载客超音速飞机——协和飞机往返于巴黎和纽约之间，并且只需要不到四小时的时间。我们得到了在协和航班少数几次常规航行期间拍摄的许可。坐协和飞机是富人们的一种身份象征和生活方式。但是在2000年7月25日这一天悲剧发生了。
法国航空一架协和飞机4590号班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时坠毁，导致113人死亡。这导致协和飞机于2003年退出历史的舞台。这部纪录片采用了1960年以来关于协和飞机的一些历史素材，2000年飞机坠毁的那一刻的画面以及2003年最后一次飞行。
★《巴黎圣母院：历史的见证》
 60分钟
简介：巴黎圣母院总是笼罩在浪漫、神话、神秘和阴谋的氛围之中。8个世纪以来的信念，华丽，革命和复兴的历史在它身上得到体现。本片通过集结令人激动人心的摄影，罕见的历史材料，学者，建筑师和神学家的见解来告诉我们关于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并且带我们走进那些历史上真实或者虚构的人物的生活，他们的命运跟巴黎圣母院息息相关。
3，
家庭（纪录）影片 (三)
（来源：《纪录片编导与制作》By Alan Rosenthal 翻译：张文俊）
讨论
我认为，听听一些影片制作人关于家庭片的处理手法和想法的观点或许会很有帮助。下面就是我们之间讨论的汇总的部分内容。
《母亲的遗产》（Mother s Heritage）
明达·马丁（Minda Martin）来自位于图森的一个底层的大家庭。明达共有7个兄弟姊妹，她第一个脱颖而出考入大学。尽管她父亲梦想成为一名鼓手，她母亲立志当名歌手，但这些抱负没有一个得以实现。相反，一家人苦心经营的小生意破产而只能多次搬迁。明达的母亲越来越沮丧，开始酗酒。有段时间，她还因为神经崩溃而去就医。
1987年，马丁夫人意外地被她的儿子开枪杀死了。当他在客厅里清洗他的连发左轮手枪时，枪走火了，子弹穿透墙壁击中在隔壁房间里的他的母亲。在影片的开场，这一特有的信息把我们吸引住了。影片告诉我们，这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死的故事。但是驱动这部影片的问题是，不是谁该为这个人的死负责，而是谁应该为她的生命负责。影片《母亲的遗产》是明达·马丁的第一部影片，是她在进入加州艺术学院之前短时间内拍摄完成的。罗森塔尔：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的？
明达：在我获得我的学士学位后不久就开始了。我的祖父去世后，我去照顾孤独的祖母。那是在我母亲死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和祖母谈论我的母亲。事实上，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谈论有关我母亲的任何事情。
在我的纪录片课程中，我看过《女儿的仪式》（Daughter Rite）和《祖母、妈妈和我》（Nana， Mom and Me），那都是和母亲有关的。我也看过塞迪·本宁（Sadie Benning）的多部电视片和马龙·李格斯（Marlon Riggs）的多部影片，叙述的都与我的身世相近。渐渐地，这些影片让我开始不断想到我的母亲，她在我小的时候，完全是个神秘的形象。因此，事情慢慢就开始了，我想了解我的母亲，想知道她是谁。我想让我的母亲知道，我想给她一种声音。
我开始不断地和祖母交谈，渐渐地我的看法开始改变了。我开始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以前，我所了解的我的母亲，只是通过我的想象。现在，我了解了母亲的方方面面，原先由想象拼成的母亲的形象似乎变得越来越真实。遗憾的是，我母亲在这部影片中是唯一没有声音（她自己的声音）的人。
罗森塔尔：拍电影的过程对你和你的家人是宣泄还是治疗？看起来，你母亲的死是不必要的可怕的意外死亡。
明达：是的，肯定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去了解我母亲的死，也是我家人第一次真正去面对她的死。在这之前，家人都保持沉默，谁也不愿提起。这是第一次提起那些以前从没有问及的问题。
罗森塔尔：当你投身其中的时候，你的钱来自哪里？
明达：这是自筹的经费。但是我制作的这部影片是录像片，可以借到设备，所以那不是太大的问题。
罗森塔尔：对你的调查，你的家人持什么态度？
明达：我家人都非常支持。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为什么还要追究过去的事情。他们的态度是，为什么一定要做呢？这根本就不可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发现对话确实能改变一些事情。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治疗。
罗森塔尔：你家人对揭开这段经历，不止是你母亲的死，还有贫困、酗酒，以及不断的搬迁等等，是否有过疑虑呢？
明达：我知道我正把脏衣服摆放在外面让世人看，我的家丑正在外扬。这是痛心的丑陋的死。但是我不认为有人会去利用这些，并且我相信我的家人也都会支持我的。
罗森塔尔：让你犹豫不决想去问的问题是什么？
明达：我兄弟查理杀了我母亲。虽然是个意外，无法预料的，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可怕的事实。于是，我很犹豫，反复思量。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问他“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然而，他说：“只是问我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的感觉如何。”我说：“意外是由你的枪引起的。”他答道：“不！意外是由我的过失造成的。”这是他第一次允许自己那样说。
我知道我可以让我父亲更多地出现在影片中，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虽然我怨恨我父亲没有照顾好我母亲。对于这个问题，他也感到非常内疚。但是我深爱着他，我不愿意让他再次去面对自己的过错。
罗森塔尔：随着影片的开拍，你是如何实现影片效果的？
明达：这是反复引证渐渐形成的。在影片拍摄过半时，我发现这是个非常清晰的主题，但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然后，我又回过头来，继续进行更多的调查。
在故事片中，编剧可以预定将要发生的一切。在纪录片中，更像是生活，只会有开放式的结局。影片的素材会告诉你影片将在哪里结束。我尽可能地往深处走，往远处走。我明白我应该尽可能地去多问。有时答案不是我想要的；有时答案能让我想更多问题；有时一些答案是不能放到影片中去的，因为你不能去伤害别人。
——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
我正在为《内爆》（Implosion）的后期制作申请赞助，这是一部25分钟的纪录影片。这部影片探究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儿童成长的社会化问题，特别是与社会威胁和行为的联系。《内爆》将以我所遭受的性强暴为起点，去调查与我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被灌输了因果关系和管理控制的大量信息的妇女们所面对的恐惧和幻想。
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些事情，无法挽回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1985年7月17日，我34岁，遭遇了性侵犯，并被勒得几乎窒息而死，当时我正在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拍摄一部关于汽车影院的纪录片。作为一个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我对所接受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教育信息坚信不疑，并对因果关系有着坚强的信念。我相信车遇到红灯会停车，我不会吃到有毒的食物，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男子也不会伤害到我，我的社会经验让我在面对一个强暴的暴徒时毫无防备，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内爆》要探讨的是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与20世纪90年代成年人生活现实之间的分离。影片围绕着儿童时代的奇闻轶事和成年时遭遇性侵犯的事实，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结构。这部影片要依靠大量的档案电影资料的胶片，来反映我们所经历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我的声音会为调查提供主线，这是对于安全、恐惧，以及20世纪50年代女孩成长的行为准则所持的普遍态度的调查。这种叙事结构将构建与代表着社会声音的“第三者”的对话，这种声音是与由教育影片、新闻影片和拍摄资料等组成的50年代档案素材一起以“同步音”来体现的。
这部影片的主线将探究社会（团体的）和父母（个体的）试图用我们可以掌控我们自己命运的最终幻想去保护孩子避免受到伤害。20世纪50年代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在新兴的城郊建造核防护家庭非常盛行，核战争和小儿麻痹症的全球化威胁都被描绘为是可控制的。在这一背景下，我同年代妇女所形成的是?? “公平世界”的世界观。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世界。在一系列的教育影片中，虽然也提到了威胁，但适当的行为准则是示范性的，所产生特定的效果也是可以保证的。一个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信仰体系非常奏效。
这部影片由电子档案素材组成。素材主要来源于我家乡的费城电视台（1957年至1962年）的新闻片。这些素材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当地和国内的重大问题上，提供了那几年中对所涉及的家庭和公众人物的观察。这些素材对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是强有力的证明，与我在当时当地所经历的情况非常吻合。
一位费城的小学校长当被问到关于一次核袭击后他的学校和家里的准备情况，以及学生饮食方面的问题时，他很有自信地说学校有能力保护孩子，但是经过记者的轮番提问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助餐厅在两天后将没有食物提供，孩子们最终会因饥饿死去。
另一则新闻故事描绘了费城警察拿着小册子突然造访一个公立学校，告诉孩子们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糖果。“街上的男子”采访档案素材则提供了对犯罪、共产主义、道德和安全的社会固定思维模式的深入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片也论证了我们对危险行为的规避、对我们的外界环境的控制以及我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所接受的教育。
我所遭遇的性暴力发生在得克萨斯州西部的一座中等城市的一家很普通的汽车旅馆里。汽车旅馆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是为了适应战后几年里美国家庭刚兴起的流动性的需求。影片通过由印有50年代汽车旅馆外景的明信片（停车场充斥着家用小旅行车和穿着收腰裙的母亲们）和美国新闻署在1958年所拍摄的公路上的美国人的资料片组成的蒙太奇画面，来强调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关于我所遭遇的袭击的事实。这些画面所暗示着的50年代无忧无虑的世界渐渐地被80年代发生的强奸事件的叙述彻底破坏了。
这部影片是要告诉广大观众，依靠影像载体和一系列事件是我们大众文化经历的一部分，目的是促使观众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片和新闻片。
4，触摸光影
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 电影《巴别塔》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王书亚
大多中国导演的叙事，都停留在《水浒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上。像《巴别塔》这种多线交叉的叙事模式，就常被影迷们再三玩味。导演冈萨雷斯说，这部电影企图表达全球化时代人类彼此交流的困境。四个国家，三个故事，四种口头语言，无数肢体表达。因一次疑似恐怖主义的枪击意外，而像蝴蝶效应一样的关联起来。
自从示拿平原上的巴别塔事件以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巴别塔。汽车可以把陌生人的身体运送到地极，但语言、种族、家庭、国家、宗教，以及肉体本身，依然把人的灵魂封闭在一面自我中心的墙内。什么东西割断了你与人类的交通，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巴别塔。在成都的一座汽车站内，一块提示牌写着，“不要和陌生人搭话”。美国游客因枪击事件滞留在摩洛哥小村里的那种惊慌，其实并不遥远，离我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标语离我那么近，电影离我那么远，你不能不心里悲叹，知道人类被诅咒了。诅咒给了近处的人，也给了远处的人。但你会轻轻放过自己，开始怨恨修筑第一座巴别塔的那些家伙。
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第一次在上帝面前的“有组织犯罪”。《圣经·创世记》中记载，挪亚的后代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把砖烧透，需要摄氏一千度以上的高温，这是示拿平原上“乌拜德文化”的主要成就。它们建的这座城就是巴比伦，在《启示录》中，这座城被视为堕落世界的象征。巴别塔有三层意义，它是人类的第一次宗教行为，人类第一次对偶像的集体膜拜。这个偶像就是“传扬我们的名”。人们背弃了祖先挪亚所敬拜的上帝，也就是从大洪水中拯救了人类苗裔的上帝，转而膜拜自己。巴比塔其实是一座神庙，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中粉墨登场的起点。从此人们不要信仰中的启示，而要宗教中的构建。不要我之外的拯救者，而要自我实现，自我拯救，自我体认和自我逍遥。就像这部电影用一种开放性的多头结构，所拼贴出的一个当代的人类场景：身体的全球化，和灵魂世界的破碎不堪。
在第二层意义上，巴别塔也是人类的第一次国家行为。“有组织犯罪”的结果，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崇拜的诞生。魏勒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将治水模式视为专制主义兴起的渊薮。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敦促了政治国家以专制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其实“东方专制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远东的治水模式，这是在水平面上展开的一种人类乌托邦。从大禹王朝到三峡工程，中国人永远都把桃花源安置在曲径通幽的大地上。另一种是中东的巴别塔模式，这是一种在垂直面上展开的人类乌托邦，它的核心是以人为神，以高耸入云的纪念牌，替代高耸入云的圣山。
治水模式导致了非宗教性的专制主义，巴别塔模式发展出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即一种最彻底的国家主义学说。这种国家学说从古代巴比伦开始，直到波斯、罗马，透过启蒙运动中的卢梭和黑格尔，一直通往各种现代极权主义。在这样的“全球化”视野中回望20世纪，原来中国的百年史，就是两种东方专制主义模式，在西方晃荡了两千年之后的一次会师。
“传扬我们的名”的结果，只是传扬某些人的名。“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记载他在公元前406年游历巴比伦，看到一座高达201米的“通天塔”。可惜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历史学家，却不相信圣经。1899年之后，新巴比伦城的遗址考古中陆续发现许多“通天塔”型的建筑。一些砖片上刻着“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国王，众神的护卫者，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巴比伦之君”。难怪后来波斯征服巴比伦时，居留士大帝一时为“通天塔”所倾倒。再后来希腊征服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又为通天塔的宏伟废墟而折腰。人和城邦的光荣与梦想，甚至一度诱惑了上帝的选民，使巴别塔事件也曾在以色列历史上重演。以色列人羡慕人家都有国王，就不愿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也不再喜欢先知、祭司和长老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了。他们缠着先知撒母耳说，“我们也要像列邦一样有自己的国王，有自己的巴别塔”。
两年前，我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的圆桌讨论，题目是“巴别塔与人类的表达困境”。一位从伊朗流亡到美国的学者说，当年在伊朗时，负责电影审查的官员是一个盲人。他需要一边拿剪刀，一边有人给他讲解电影内容。这位学者说，作家面对当代世界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声的写作”。这是利用“通感”修辞的一个巧妙说法，我们的传统用语叫“掷地有声”。其实电影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叫瞎眼的能听见，耳聋的能看见。所谓“通感”是人与人的交流超越语言，走向灵魂互动的一种跳跃。一个朋友曾借俄罗斯电影《毒太阳》去看，完了还给我，说这片子太棒了，可惜没把中文字幕调出来。我说这样你也能看完？这能解释为什么大家的碟子渐渐比书还多。
电影中日本聋哑少女的故事，叫我想起“大声写作”的提法。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段落，少女的焦虑被困在身体之内，尽管哑语和彩屏手机，延伸了她与同伴的远距离交流。但当她站在另外的灵魂面前，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就是肉体本身。她尝试用身体去向人分享她的生命，却在失败中陷入比沉默更沉默的幽暗。这个故事把“语言”和“沟通”的主题延展了。有人从政治隐喻的角度，说富裕起来的日本就像这个女孩，在当今世界没有话语权，她不能被听见，只能以肉体欲望的方式被看见。但电影借助“巴别塔”的隐喻，不是单单指向一个政治层面的全球化。
这就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层意义：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人类聚集、迁移、称帝、围城、筑塔，然后被“分散到全地”。公元后一千年间基督教的福音传扬是第二次全球化，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与技术主义，则是人类的第三次全球化。如美国政治学者奥克肖特所说，“许多世纪以来，我们文明的主要力量被用来建造巴比塔”。就像孤单的人为得着安慰，常夸大自己少数几位朋友的才华，“我们也常夸大人为的理想，以填充我们道德生活的空虚”。今天，借助交通、通讯、媒体和商业，借助抽象的数字和具体的肉体，借助网络及其屏蔽，也借助电影及其盗版，全世界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再次聚集起来。这三次全球化，像这部电影一样多线索共存，勾连起五千年人类史。有人说这部电影的精神是悲观的，悲观是指着巴别塔之后的人类困境说的。但对一个后现代社会而言，“巴别塔”其实是一个温暖的隐喻。因为盼望就藏在巴别塔之前。
看这部电影，你会说，世界已到这个地步了。电影用巴别塔的隐喻，提醒我们一个被否认的事实，就是人类的同根同源。《创世记》说，“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是巴别塔事件的背景。就像我一个朋友对儿子的教育失去了信心。一位牧师说，重要的不是你儿子现在是否听话，重要的是有一天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知道要回到哪里去。他知道有一个起点，爱他的人在那里立下榜样，并一直为他的灵魂守望。
人在垂直面上也有两种梦想，就如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旷野中呼告那样，“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离开巴别塔，仰望圣山。离开这篇文章，开始祈祷。
5.好书共享
《我的名字叫红》
译者: 沈志兴
作者: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简介：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制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一位细密画家失踪了，随即被发现死于深井中，奉命为苏丹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遭杀害。遇害的画家究竟是死于画师间的夙仇、爱情的纠葛、还是与苏丹的这次秘密委托有关？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青年黑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06.07～ ）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于2005年荣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作品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包括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奖项。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爱与黑暗的故事》
译者: 钟志清
作者: 阿摩司·奥兹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简介：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发表于2002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文译本在2004年面世后，这部作品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方读者的兴趣，不仅促使奥兹一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又于2007年入围“ 国际布克奖”，最近还荣获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这部近六百页的长篇小说把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说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作者简介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特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著有《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儿童文学作品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并获多项重大文学奖，包括“费米娜奖”、“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和2007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奥兹不仅是当今以色列最优秀的作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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