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视野 灾难孕育社会进步的可能 (文/林正修 南方周末)
- 新片快递 《疯狂的爱》《一个农民的最后时刻》《高分》
- 纪录片观点 家庭(纪录)影片 (一)
- 触摸光影 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 (文/王书亚 南方人物周刊)
- 好书共享 《钝感力》《平常禅》《禅与日本文化》
1. 视野
灾难孕育社会进步的可能
来源:南方周末 2008/05/23 文/林正修
川北的百年强震至今将近72小时,从网络与境外媒体的评价中,中国政府展现了极高效率。现下仍有数万同胞在土石瓦砾中生死未卜,此时谈抢救之外的事未免缓不济急。诚然震灾的抢险的确是争分夺秒的决战,但灾后重建却是社会整体的持久战,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议程,灾后重建才可能成功。
灾难不只考验政府,也试炼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救灾前期,真正能有贡献于第一线的必然是少数专业人士与强制纪律的部队,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象力与实行力,以下仅建议三点:
首先是灾后重建的情境想定(scenario)。
古人常云:祸不单行。震灾之后可能伴随土石滑坡与疫情流行,更令人担心的还有即将而来的长江汛期与水库安危。与震灾同行的还可能有物价高企,关键材料囤积,有行无市。重建时必须谨慎处理土地的问题,过程中还要避免人谋不臧……
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殊的方式响应重大的挑战,也都有其强项与待学习的地方,状况想定越有现实感,社会自我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此事必须集众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长与其智囊。
可以想见的是,当8月奥运举办时,灾区必然还是百废待举,届时是一边庆祝一边流泪呢,还是可以有结合重建与奥运的新想法?北京原来的剧本有无更改的弹性?更为关键的是:全世界都会以灾区的重建,而非奥运的金牌数来衡量中国。
其次是反省国家的角色与限制。
震灾中的政府得到紧急的授权,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并限制人民日常的自由,然而紧急权力是个古老的概念,古罗马设有执政官的制度,就是国家为了面对存亡而授予治理者极大的权力以作出决断。但如何授权,期限有多长,可以做哪些事,这些都需要公民同意,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体现。过与不及都非民众之福,日本社会对于灾难有强大的共识与基础建设,但1995年阪神地震时,却因拘泥于地方首长的副署,而使自卫队延迟进入灾区。
强大的能量与决心是中国政府救灾的强项,但政府既非万能,也不可能长期集中力量于一区一事。在灾害抢救上,国家力量绝对是先行且主导的,但在重建中,民间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才是关键,其中又以组织化的宗教团体表现最为突出。
在台湾“9·21”震灾中,民间团体发挥了政府所没有的耐力与细致,而大陆对应的部份却仍在发育之中。
其三是善用连结国际与网络。
跨国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与物资供应,而在于取信于国际与互相学习。切勿把全球知名的非营利组织当成政府的延伸,他们是欧美公民社会的展现,也许价值观未必与中国的民意合拍,但其初衷与实绩倒还经得起检验,中国需要这种软实力就像需要大飞机一样殷切。
以印度尼西亚亚齐省为例,海啸带来超过二十万人的死亡。但国际的调停协助,使得亚齐打开独立内战的死结,走向重建之路。
此外,正确及时的信息只是传媒第一步,网络在救灾上的潜能仍有待开发,如动员公众协寻失踪亲友,安慰家属,媒合认养学童等。而在重建的过程中,也可以迅速地获得信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公开信息可以降低贪污、以权谋私的疑虑。
至于非灾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别急于现在去灾区。或许可以对自己许下承诺,在一年内要去灾区从事志愿服务,并对西南与山区少数民族的处境付出心力。这场地震真正严峻的挑战是灾区经济的萧条,而重建的大敌是公众的遗忘。
灾难里孕育着社会进步的可能,灾难也可能拆解原来的社会对立与藩篱。1935年,台湾发生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死伤数以万计,但日本殖民政府却善用这个机遇,试图在救灾的过程中,强化日台一体的认同,化解统治的矛盾,并在隔年开办台湾的地方选举。但愿汶川的灾难成为社会进步的新起点。
(作者为台北市民政局前局长)
2.新片快递
《疯狂的爱》 
2007/92分钟 导演:丹·克罗瑞斯
简介:一个发人深思的真实故事。一个已婚男子与一个美丽的20岁单身女子之间缠绵绯恻的纠葛,这段纠葛始于1957年,并一直延续至今。
本片是关于40多年前一次事件的记录片。Burt和Linda,他们过山车一样的关系,在1959年的夏天冲击了整个美国。Burt,一名32岁的已婚检查官,而Linda是一位漂亮的20岁的选美女孩。他们在布朗克斯开始了旋风一样浪漫爱情。他们成为复杂心理伦理猛烈舆论热点,在当时上尽了各大报纸和杂志。
《一个农民的最后时刻》 
2005/59分钟
简介:导演好几年的时间拍摄农民斯代普琼的故事,他是一个有机耕作的强烈支持者和实施者,他要与大自然共存。一开始,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然而当他进入晚年,他被诊断出患了癌症,当死神靠近他的时候,他对自然界,生命,死亡有什么样的反思呢?美丽而又有诗意的画面勾勒出一部非凡的电影。
《高分》
2006/52分钟 导演:杰瑞米·莫克
简介:这部在美国西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视觉观众票选奖的纪录片,将视觉放置于视频游戏,尤其是那些上世纪80年代经典怀旧游戏的狂热爱好者。镜头跟随俄勒冈波特兰一个从校园时代就迷恋街机的游戏玩家比尔·卡顿,他试图在一款经典冷战色彩的游戏《红色战警》获得高分。为了得到需要的八千万分,他不吃不睡得打了整整两个通宵的游戏。
获奖情况:
2006年布鲁克林地下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2006年美国西南电影节最佳视觉观众票选奖
3,家庭(纪录)影片(一)
(来源:《纪录片编导与制作》By Alan Rosenthal 翻译:张文俊)
家庭片
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是已婚族,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养家糊口,努力工作,有我自己的事,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没什么好拍的!拍纪录片太荒谬了。
——奥斯卡·柏林纳对艾伦 柏林纳(Alan Berliner)说,《事不关己》(Nobody s Business)
个人回忆总是困难的。毕竟,要实实在在地去揭示一个人的生活,或多或少总会给他们造成伤害的。
——莉莉· 瑞弗林(Lilly Rivlin),《给我一个吻》(Gimme a Kiss)的解说
1996年,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师弗兰克·麦考特出版了他的自传。这本书叙述的是弗兰克在爱尔兰西部利默尼里克的贫困悲惨的孩童时期。尽管所叙述的是许多极为悲惨的遭遇,但麦考特用一种反讽、幽默的散文式风格来讲述这些故事,很快取代了《安琪娜的忏悔》而排名畅销书榜首,长达117周之久。这样的情况对出版商来说并非什么新鲜事。家庭关系剧如果叙述得很好,并能引起观众的普遍共鸣,也一定会拥有非常广泛的观众群体。
遗憾的是,这类影片却通常忽略了这一点,只能吸引较窄范围的受众。如今,家庭故事片在好莱坞已被边缘化,只是一些动作滑稽片仍有一席之地。然而,《普通人》(Ordinary People)、伯格曼(Bergman)的《婚姻场景》(Scenes from a Marriage)、丹麦的《那一个晚上》(The Celebration)以及迈克·雷(Mike Leigh)的《秘密与谎言》(Secrets and Lies)等一些非常迷人的家庭剧,已悄然登上各地银幕
与故事片相比,那些侧重分析、剖析和探究家庭经历与相互影响的家庭关系片已成为纪录片的主要片种之一。但是,家庭片本身只是那些正越来越引起关注的被称为新个人影片的其中之一而已。
在纪录片中强调个人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新的现象,源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个人化成为一场变革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受新的电影流派的影响、纪实电视的出现、影视设备的低廉价格,以及年轻的独立影片制作人对于社会问题更深地探索。实际上,个人纪录片已经超越了普通家庭题材的影片,它们更专注于妇女问题、屠杀、男女同性恋、社会边缘人问题以及艾滋病等。显然,这些题材是相互融合和交叉的。然而,由于本书的目的及篇幅的限制,我只能讨论一下有关家庭片的制作。
出于简单化的考虑,我把家庭片分为两类。一类家庭片是以第三者方式从观察角度拍摄的。这包括阿兰·金(Allan King)的《夫妻》(A Married Couple)、克瑞格?吉尔伯特(Craig Gilbert)的系列片《美国家庭》(An American Family),以及比尔?杰西(Bill Jersey)的系列片《六个美国家庭》(Six American Families)等。这类影片大多数都是以一种纪实电影的方式进行拍摄的。我认为另一类是以参与方式从知情者角度拍摄的影片。这类片子是揭示性的纪录片,往往关注某个家族的起源和经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影片所面临的创造性难题要比第一类影片复杂得多。
家庭片以参与方式拍摄的影片也可以分为两类:日记型影片和经历兼分析型影片。日记型影片包括爱德·品卡斯(Ed Pincus)的《日记》(Diaries)、阿尔弗雷德·古萨蒂(Alfred Guzzetti)的《家庭肖像》(Family Portrait Sitting),以及乔纳斯·麦卡斯(Jonas Mekas)的《通往立陶宛的记忆》(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它们的特点是真实地纪录正在进行的行为及长期积累的细节,只是被客观展示而非主观分析(尽管古萨蒂的影片在此是个例外)。简而言之,你开始运作、拍摄、提问、剪辑,直至如愿以偿完成有意义的影片。
经历兼分析型影片是参与者影片的两个种类中比较大的一种,包括一些经典的影片,如爱玛莉·罗斯柴尔德(Amalie Rothschild)的《祖母、妈妈和我》(Nana, Mom and Me)、玛莎·库利奇(Martha Coolidge)的《一个过时的女人》(An Old Fashioned Woman)、马克西·科恩(Maxie Cohen)的《乔和马克西》(Joe and Maxie)、艾拉·沃尔(Ira Wohl)的《好男儿》(Best Boy)、马龙·李格斯(Marlon Riggs)的《嚼舌》(Tongues Untied)、苏·弗雷德里希(Sue Friedrich)的《纽带》(The Ties That Bind)、米歇尔·西特伦(Michelle Citron)的《女儿的仪式》(Daughter Rite),以及马丁·斯科赛斯(Martin Scorsese)的《意大利裔美国人》(Italian American)。还有一些新的影片,也是相当的出色,如莉莉·瑞弗林(Lilly Rivlin)的《给我一个吻》(Gimme a Kiss)、史蒂夫·托马斯(Steve Thomas)的《少说为妙》(Least Said Soonest Mended)、艾伦·柏林纳(Alan Berliner)的《事不关己》(Nobody s Business)、迪安·勃赛·李艾姆(Deann Borshay Liem)的《第一人称复数》(First Person Plural),以及简?克拉维兹(Jan Krawitz)的《伤害方式》(Harm s Way)。
这类影片中一部分是描写性质的,一部分是自传性质的,还有一些是调查研究性质的。对于这类的影片来说,最常用的就是通过对一个家庭起源的调查来理解当前的状况。玛莎?库利奇想要更多地了解她的祖母。马克西·科恩和莉莉·瑞弗林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父亲。史蒂夫·托马斯和迪安·勃赛·李艾姆则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母亲。艾拉·沃尔看到了一个智障的儿子所带来的家庭问题。马龙·李格斯则想要了解抚养黑人和同性恋意味着什么。
这就超越了一般的家庭影片。制作个人影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你自己的影片得以提升,这样才能使你的叙述不仅仅只是展示一个个别的家庭,而是可以触及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简而言之,你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现在,当你醒悟到了这一点,一定会说:“我买了你的书,你要帮助我。”那么我不得不承认,是我已经让你误入了歧途。对此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固定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既没有现成的公式,也没有简单易行的处方。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提示和警示,至少可以让你远离雷区。下面的部分就是我提出的应牢记在心的要点。
20.1指明方向
当你开始制作自己的影片,你可能不知道你该如何去做。你决定和你的家庭成员谈过去,谈根源,谈一些家族的小秘密。你被你的祖父初到美国时所面对的问题深深吸引。你想要知道一家人在乔死于越南之前是否更快乐些。你会对从未有人提及的家族分支而感到好奇。好奇着迷,但是没有方向,你会迷失在其中。如果你是莉莉·瑞弗林,你会在你上了年纪的父母生病躺在床上时和他们交谈,并且开始拍摄。如果你是爱玛莉·罗斯柴尔德,你会去拍摄你的祖母,而之后你才发现,实际上真正的焦点却在你母亲身上。
所有的这些怎样才能符合我前面所提到的——即在你开始前,你需要建立一个确定的命题,或者一个清晰的根本的概念(例如,这部影片是关于原子弹的研究或者这部电视片会讨论大学在21世纪的作用),使你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并且为影片提供驱动力?很不幸的是,出于非常显然的原因,这一准则在家庭片中并不多见。在家庭片中,我们经常不知道自己该往何方去。我们依靠的是冲动和直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徘徊,长时间毫无方向,这很正常。这是拍摄此类影片必须习惯的。你在寻找意义,而这可能会需要数年才能浮现。但是(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你完成影片时,你一路走来的线路清晰可见。这条线路不仅存在,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通常要在影片的开场部分就让观众看到它。
这条清晰的线路是很重要的,因为家庭片会趋向于关注所发生的一切。往往没有明确的轨迹,这很容易让观众陷入困惑。如果你能在影片开场就界定一条清晰的线路,并且告诉观众你的目的何在,那么就可以更容易地让观众随着你的思路去理解你的手法和你要表述的一切。
在明达·马丁(Minda Martin)的《母亲的遗产》(Mother s Heritage)中,影片是从婶婶的谈话开始的:对于她的死,太让人悲痛了。这是由一个意外事件导致的死亡,实在让人感到愤怒。出于某些原因或许应该追究有多少人要为此负责,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应该为这次枪走火死亡事件负责,而是谁应该为她的生命负责。
这样的影片开场有两个优点。它不仅告诉了观众这部影片的目的何在,即为生命负责的审视,而且也让我们知道将要讲述的意外事件是枪走火造成的,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导致了这次死亡事件。
迪安·勃赛·李艾姆(Deann Borshay Liem)的《第一人称复数》(First Person Plural)是这样开场的:在我的一生中,我扮演过不同的身份。我有过3个母亲,3段不同的经历,我可以说不同的语言,有过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生日。
我们听着这些,影片画面中出现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漂亮的亚洲女性。我们又一次被影片深深吸引了,同时也立刻明白到,这是一部关于身份寻找和确认的影片。
莉莉·瑞弗林(Lilly Rivlin)在《给我一个吻》(Gimme a Kiss)中,开场所用的线路就给我们大家一个震惊。“我们中有谁了解自己的父母?”紧接着莉莉的兄弟说道:“他们的一生实在是太糟糕了。”她的妹妹说道:“他们之间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随后,谈到莉莉的母亲时,莉莉的父亲说道:“我永远爱着她!”影片开始的线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中有谁了解自己的父母?”这个问题我们都曾经问过,但是也许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去深思过。接着以兄弟姐妹所谈的各自看法和父亲也宣称自己永远爱他的妻子展开了第二条线路,吸引我们去了解她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父亲与子女的看法之间明显存在分歧,由此,也告诉我们这部影片将会帮助我们了解到谁的观点是正确的。
20.2戏剧性的结构
在涉及家庭关系的影片中,主要的失误通常在于没有目的,没有进展,没有节奏、或者没有明确的结论。前面我已经说过,你需要一个好的开场来让影片进入正确的轨道。但是你还需要有合适的方法来传递内容和意图。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故事、矛盾冲突,触动或感动我们的场景,以及一个结论和结尾。当然,或许你在影片开始时无法界定任何事情,但是你的工作就是要在影片进展中发掘出需要的元素,并让这些元素在影片结束时发挥出各自的作用。
家庭片中最常见的一种结构就是探究形式。它可以是探究一个人生活的意义,也可以是探究生活的真相。前者完成非常困难。而后者由于更具有实际性,对影片来说要显得容易一些,通常可以利用情节以及回忆来驱动影片展开。
在苏·?弗雷德里希(Sue Friedrich)的《纽带》(The Ties That Bind)中,弗雷德里希探寻了她与她的德籍母亲的关系以及她与自己过去的联系。始终萦绕在她心中的问题就是她是否会和第三帝国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无论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在《给我一个吻》(Gimme a Kiss)中,我们相对轻松地了解到莉莉?瑞弗林的父亲是一个爱和女人调情的男人。全家都知道这一点。然而莉莉·瑞弗林想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她的父亲是否有过一个非洲裔的美国情人,是否她会因此有一个不知名的同父异母兄弟。这一动机对影片的第二部分产生了惊人的驱动力。
迪安·勃赛·李艾姆在《第一人称复数》(First Person Plural)中的目的更加复杂。在对她自身身份的探究过程中,她从一张假的收养证书中发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经过进一步的努力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韩国母亲。但是影片最终探究的是,她是该回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身边还是继续留在收养自己的美国养父母身边。当两个家庭最终在韩国见面的时候,影片达到了情感上的一个高潮。他们交流着自己的感情,并最终打消了李艾姆的顾虑。
我是谁?为什么是我?什么造就了我?这些探寻自我意识和需要反省的,以及直刺灵魂深处的问题,或许是最难去探究和回答的,但是有很多影片制作人,如马龙·李格斯(Marlon Riggs)、苏·弗雷德里希(Sue Friedrich)、简·克拉维兹(Jan Krawitz)等等,都设法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简·克拉维兹的影片《伤害方式》(Harm s Way)中,刚开始的画面就令人震惊。一幢建筑突然爆炸,在30秒内这栋建筑从毁坏到坍塌,直到慢慢地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伴随这个看上去要一直持续下去的镜头,克拉维兹的画外音向我们说出了她内心的痛苦。对于一些人来说,总有一些事情错过了就不会再回来。我们脚下的路在不停地变换,我们会发现自己总在随波逐流……当我们回头审视自己的过去时竟会觉得恍若隔世。再一次凝视经历过的苦难后,我们会发现曾经的梦想都已经随风而去了。
影片随后叙述了1985年克拉维兹遭受性强暴并一度接近死神的经历。这是一个艰难并且极度痛苦的回忆,它使我们共同去质疑我们信仰的支柱和最初的理想。
20.3作用与普遍性
家庭片有自己的作用吗?我个人感觉是,家庭片对于影片制作人来说就像一种治疗、一种宣泄。通常,家庭片可以让人们的关系更紧密,譬如影片《乔和马克西》(Joe and Maxie),或者可以解决身份的疑问,譬如影片《第一人称复数》(First Person Plural)。有的时候,家庭片可以处理母亲的离去,如明达·马丁(Minda Martin)的《母亲的遗产》(Mother s Heri tage),或者是孩子的悲惨遭遇,如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影片《家庭成长中的生命舞动》(Life Dances On and in Home Improvements)。但是这种治疗式的动机并不总是必需的。例如,简·克拉维兹(Jan Krawitz)的影片《伤害方式》(Harm s Way)是为了回忆并重拾那段被强奸的经历,马龙·李格斯(Marlon Riggs)的影片《嚼舌》(Tongues Untied)则是为了反映过去的经历。但是,如果要对作用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认为这就是另一个论题了,而且只应该由少数人去争辩谈论。坦率地说,为了成功,家庭片必须有一个普遍性的内容,否则就有变成家庭录像的可能。
为什么我认为变成家庭录像会很糟糕呢?因为家庭录像通常没有什么结构,缺乏个人的观点,没有什么创意,仅仅是简单的纪录而不是深入分析,并且只有极少数的人会感兴趣。相反,充满创意的家庭片必须拥有更为宽泛的社会观察。家庭片希望在家庭关系这一复杂的网络中寻找敏感的事物、感情、理解以及微观层面的调查。有时候,这种关注会带来欢乐,有时也会带来痛苦。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必须做的,就是家庭片必须揭示或展示人类情感与行为的具有普遍性的某一方面。它应该感动我们这些观众,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意义和思考。说起来比做要轻松得多,但是没有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元素,个人影片就不会吸引观众,也不能提供更广泛的启示。
4,触摸光影
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
文/ 王书亚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一直琢磨这个话题,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有一群牧师的孩子。他们小时候跪在床边,为祖母的疾病、父母的离异或一个热切的愿望祷告。在得不到回应后,走往怀疑和悖逆的道路。他们的一生大多孤苦伶仃,总是傲慢和凄绝,尽管他们从未宣称自己的思想是一种福音,但奇怪的是,那些使他们一生飘零在劳苦愁烦中的声音,却仿佛另一种布道,深深打动了世界。直到怀疑成为怀疑者们的信仰,悖逆成为悖逆者们的偶像。
如奠基了国家主义哲学的牧师之子霍布斯;在俄罗斯大地上播下革命种子的神甫之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创始了近代社会学的拉比之子涂尔干。创立实用主义哲学的牧师之子詹姆斯,和以泛神论与神秘主义著称的牧师之子、自己也做过牧师的爱默生。或者再算上牧师的孙子卢梭,牧师的弟弟伏尔泰,等等。
昨夜,我楼下有人搭起帐幕,祭奠亲人,哀乐不断,叫人无法入睡。一早起来,知道两位欧洲电影大师也在同一日去世,瑞典的伯格曼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这个布满哀乐的日子,我想到另外两位牧师之子,一个是尼采,一个就是伯格曼。他们的父亲都是路德宗的牧师。二人的作品魅力、心灵的苦楚和糟得不能再糟的生活,都极为相似。这两个牧师的儿子,用了一辈子力气去怀疑和否定上帝,又用了一辈子力气去抗拒虚无。最后用了一辈子力气,把自己从尘世中放逐。
25年前,伯格曼把自己流放到了费罗岛,从此与世隔绝,与电影隔绝。瑞典是千岛之国,当年康有为流亡斯德哥尔摩,也曾买下一个孤零零的小岛,打算在此终老。几十年来无数人将伯格曼当作大师中的大师顶礼膜拜,他却反复谈到自己一生“彻底的失败”。家庭、爱情和信仰,在他的电影里荒凉犹如“狼之时刻”。在自传《魔灯》里面,他说,“我不信任何人,也不爱任何人,我只关心自己。”“我的罪恶多得数不清,我决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来弥补人生的失败。”这个不爱任何人的导演,一生结婚5次。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的第5任妻子邀请他的9个子女来到家里。这是伯格曼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全体子女,而他竟然大部分都不认识,弟兄姊妹们彼此也不相识。这位牧师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们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一个孩子反驳,“不合格的父亲?对不起,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父亲。”
这一周,我重看了他的《第七封印》、《处女泉》和《沉默三部曲》。伯格曼童年时,听见父亲在教堂大讲基督的爱,回到家里却闭口不言,一家人彼此仇恨。母亲的婚外恋拆毁了这个家庭,他的信仰就这样破灭了。18岁那年,哥哥自杀,妹妹堕胎,他扇了父亲一个耳光,离家出走。直到晚年,伯格曼仍旧与他的兄妹充满敌意、怨恨和疏离。1957年拍摄《第七封印》时,他在怀疑中被信仰抓住,在信仰中被怀疑套牢。他说,“我夹在信靠和怀疑两种念头之间,进退不得。”正是这个进退不得,使《第七封印》成为了电影史上探讨信仰的伟大作品。14世纪布满瘟疫的欧洲大地,犹如二战后整个世界盼望重生。骑士布洛克与死神下棋,想在死亡之前,找到生命必有一死的意义。
《第七封印》的伯格曼,或许是他一生中最接近希望的时期。布洛克犹如伯格曼的化身,十字军东征与欧洲的骷髅遍地,几乎夺走他的信仰。他的仆人琼斯一路唱着类似“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采白不采”的小调。对他来说,信仰破灭是一竿子到底的,他不能理解主人为什么那么痛苦。布洛克在教堂告解,说为什么上帝躲在无用的应许和看不见的神秘当中,为什么不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显明,以面对面的方式说话呢?“我不要信仰,我要知识,我不要猜测,我要事实。”布洛克说,我要相信,可我做不到。
理性主义的怀疑,只能在生命的活水里被释放。布洛克遇到了虔诚的信徒,到处流浪的马戏团小丑约瑟夫、玛丽亚和迈克一家。这显然是对逃往埃及途中的约瑟、玛丽亚和耶稣一家的隐喻。暗示着上帝的“道成肉身”仍在大地上继续。伯格曼以少见的温情镜头,描绘这一家人在颠沛流离中的喜乐。但约瑟夫的欢乐和琼斯不一样,不是投靠肉体的愉悦,而明明住在灵魂的安息与丰盛的生命里。一周前,研究东欧文学的朋友景凯旋对我说,没有喜乐,哪来的自由。贝多芬的《欢乐颂》就是自由颂,也唯有欢乐颂才是自由颂。我说是啊,可许多知识分子总是傲慢地以为,自由就是自由的痛苦,自由就是自由的怀疑。
布洛克和他们坐在草地上午餐,他看着自己的手,感到生命里的恩典从未离开过。他对玛丽亚说,“我的手它还能动,我的血液在里面流淌,太阳还在头顶。你在微笑,迈克已经睡着了,约瑟夫弹着自己创作的赞美诗,这一刻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的伯格曼,难道你89年的生命,就不曾有过这样美好的、将一切怀疑都搂在怀里,就像父亲搂着孤儿的时刻吗。布洛克的妻子在晚餐前诵读《圣经·启示录》,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的羔羊展开第七封印,在末日审判前,天堂沉默了约半个小时。但对马戏小丑约瑟夫来说,其实末日是好得无比的企盼。因为第七封印被展开之前的那句经文说,“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伯格曼死了。生前他说,“经由死亡,我即化为乌有,穿过黑暗之门。等着我的,全是我无法控制、预料和安排的东西,对我来说,有如无底的恐惧深渊。”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信无能。穿过黑暗的玻璃,或者听见,或者一无所有。
无数影迷赞美和消费这位大师,我却为他不朽的灵魂哭泣。
5.好书共享
《钝感力》
作者:渡边淳一
译者:李迎跃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简介:“钝感力”作为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及人生智慧,相比激进、张扬刚硬而言,更易在目前竞争激烈、节奏飞快、关系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生存,也更易取得成功,并能同时求得自身内心的平衡及与他人、社会的和谐相处。作者据此分章论述了其在健康、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和作用,并从医学角度出发(作者为医学博士),阐述其合理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对当代社会中的人们有全新的启发。
作者简介 ······
渡边淳一,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33年10月24日生于日本北海道,1958年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在母校担任整形外科讲师,授课行医多年。后弃医从文,开始文学创作。
1970年以小说《光和影》获得第63届直木文学奖。1980年以小说《遥远的落日》获第14届吉川英治文学奖。2003年获日本出版大奖菊池宽奖。1997年2月出版的《失乐园》(日本讲谈社出版),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时引起极大反响,在日本已发行260万册。小说的书名还获得了日本1997年流行语大奖。
作家初期的作品以医疗题材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历史、传记小说,特别是其以医学知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丰富多彩、深入男性和女性本质的恋爱小说,深受广大日本读者的喜爱。作为日本现代浪漫小说的著名作家,现在仍活跃于文坛第一线,至今已出版了140多部作品。
1980年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渡边淳一作品集,共23。
1995年日本角川书店出版渡边淳一作品集,共24册。
2004年5月,主题随笔集《丈夫这东西》在中日两国同步出版。
2005年,长篇小说《幻觉》中译本在中国出版。
2007年,长篇小说《爱的流放地》中译本在中国出版。
《平常禅》
作者:(美)贝达
译者:胡因梦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简介:艾兹拉·贝达是一位资深禅师,但他在书中却极少用到“空性”或“不二”等专有名词。他认为修行无法被化约成一种理论或公式,最重要的是安住于当下,活出禅的身心体悟。所谓“平常禅”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修行,这是对“至道无痕”的生动体悟。在本书中,艾兹拉·贝达藉由个人往事,指出人们是如何在逃避真实生活,而唯有“活在实修生活里”,才能转化愤怒、恐惧、痛苦及烦恼,开放本觉和与生俱来的慈悲心,真实地“活着”。
生命的本质是爱,生命的烦恼因此也是爱,禅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爱而又没有烦恼的智慧。但是智慧的撷取,舍弃参与生命的苦难,即别无他途。本书既是作者生命苦难参与的分享,也是邀约读者共同参与生命苦难、透显生命新机的开始。
作者简介······
艾兹拉·贝达是一位平常心禅学派的禅师,1998年正式成为夏绿蒂·净香·贝克(Charlotte Joko Beck)的法脉传人。他修习禅定长达三十多年,目前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禅修中心任教、写作及生活。
《禅与日本文化》
作者:铃木大拙
译者:陶刚
出版社:三联 
简介:铃木大拙于明治三年(1870)出生在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本名铃木贞太郎,大拙是他的居士号。年轻时曾随今北洪川与释宗演两位禅师学禅。1897年留美,凡十一年。回国后历任学习院教授,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大谷大学教授,并开创“东方佛教协会”。1911年与美国人贝特蕾丝.雷恩结婚。后曾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并夏威夷大学法学名誉博士称号。他曾三次参加世界东西哲学家大会,在美、英各大学讲授《禅与日本文化》等课程。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64年九十四岁时荣获泰戈尔奖。1966年7月10日(享年九十五岁)逝世于东京圣路加医院。
作者简介 ······
铃木大拙一生著作甚丰,日文著作有《大乘佛教概论》、《禅论三卷》等数十部,1927年另以英文刊行《禅论文集第一卷》,此后陆续刊行英文本禅学著作数十部。他凭着流利晓畅的英文功底及对禅佛学的透悟,极力向西方介绍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使欧美思想界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东方思想的精髓,对世界思想影响颇深。铃木大拙因此被称为“世界第一禅者”和“东方的圣人”。铃木大拙一生著作甚丰,日文著作有《大乘佛教概论》、《禅论三卷》等数十部,1927年另以英文刊行《禅论文集第一卷》,此后陆续刊行英文本禅学著作数十部。他凭着流利晓畅的英文功底及对禅佛学的透悟,极力向西方介绍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使欧美思想界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东方思想的精髓,对世界思想影响颇深。铃木大拙因此被称为“世界第一禅者”和“东方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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