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视野 除了哭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讨论灾后重建的慈善机制问题
- 新片推荐 《全球变暖背后》《如何阻止飓风》《创造伊甸园》
- 人物 观点 被遗忘的国士和残缺的历史图景
- 触摸光影 无所待的逍遥《任逍遥》（文/王怡）
- 好书共享 《狂喜之后》《再活一次用写作来调心》《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误会》
1.
视野
除了哭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讨论灾后重建的慈善机制问题
作者：李承鹏
19日这天清晨8时，我常常提到的“老段”带着由十几辆车自发组成的队伍从绵阳出发，和其它繁多的民间搜救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中有攀登过珠峰的登山家，有退役的军人，有业余车手，也有专业的登山绳，他们是前往北川深处的一条沟里搜寻幸存者的，据消息说，沟里有不少人。酒吧老板老段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他的太太，因为丈夫几天不归家正和他进行冷战。
直到20日凌晨老段才回到成都，可他没有带回哪怕一个人，只带回一条受伤的农家狗。这也很慈悲，但和初衷有很大不同。
他们曾经用绳子拴住腰吊到到沟里，但一点人声都听不见。我说，也许幸存者已经不幸了，也许这条山沟根本就是假消息，这几天这样的消息和这样的搜救队散发在民间很多，大部份没有源头，当然也没有结尾。
更典型的是大家熟知的前几天传说于江油的某条短信，有军人叙述自己的妻子正面临分娩而无人救助，从网络或手机上收到消息的无数的人和车赶向那个地方，可很多天来，人们并没有找到军人的妻子，很长一段时间就断定这是谣言，甚至四川台记者在镜头前对公众说：如果真有其事，请这位军人站出来澄清，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再散布这样的消息。可是根据最新消息人们又得知军人和他的妻子确有其事，这反反复复消耗了很多精力和心情，像打了一场复杂的信息战争。
各种善良和混乱的消息在救援队伍中相互交换着，但官方机构却拿不出精准的搜救信息系统，因为几十年来官方的权力，哪怕是在救灾中的权力太集中了，当灾难真正发生时，官方信息部门包括官方色彩较重的红十字、各类民政部门却无能为力，只能去辟谣。
这不是四川的救援现状的全部，却是之一，因热情和善良蒙受信息误导的人碰到了另一场不大不小的困难，由于地震期间信息的爆发但缺乏可靠性，网络和短信在帮助了很多灾民同时也成为一定范围的流言集散地。由成都记者唐建光和成都传媒集团、网易、新浪共同推出的“救援盲区”平台适时产生，它具有一定可信度，但由于技术和人力原因，远远谈不上权威性，我曾经向唐建光询问过相关信息，他如实回答：我掌握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疑问是：为什么没有行之有效的统一信息平台只能依靠民间的或者媒体的，可二者从功能和技术上都无法胜任这么大的灾难。我的疑问是：中国百姓相信的“主流”渠道呢，当老段、唐建光、和无数可爱的出租司机们、义工们都成为占姆士邦时，这就让人有点难过。
无法得到有效回报的汽油、人力、面包、救援绳、热情……是一种浪费。曾经作为救援信息互换平台的成都交通台现在呼吁：不要再以个人方式前往灾区，造成交通堵塞和资源浪费。可现在成都的情况是，仍有不少外地的人们前往灾区，由于没有更专业的技术和组织，虽然带着帐蓬、面包、清水却不得门而入，只能在成绵、成灌、成彭等高速路附近转悠，偶有深入山区的，大多也毫无收获，时与救护车与军车抢道，时时被强硬地赶回到成都市区里。就是这样，这是不容怀疑的善良动机，也是缺乏协调和效率的民间行为。而且似乎看上去是解决不了两者的矛盾，有人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机制应该相应改革，不能再仅仅依靠看似“民间”其实在群众眼里还是有官方色彩的红十会这样的机构了。
另一方面，“灾后认领孤儿”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我接到足球报总编辑刘晓新无数次电话，他想认领孤儿，但又不知从何入手，他对自己认领的资格问题惴惴不安，我告诉他，政府现在正急于救人和防止余震，至少还得等上一周才能进入认领程序……随手翻看新浪博客或BBS就知道这是新一轮的救援热点，人们的急切愿望和现实状况出现反差，我问过奇迹逃生的“刘汉小学”负责人肖晓川关于认领孤儿的事，他说，其实有的孩子是否孤儿尚待确认，这个工作还得等几天。无论民政局还是红十会、青基会，都无暇顾及更遥远的“认领”，他们太累太忙，加之还有更微妙的程序问题，不知这次地震会不会突破过去的政策壁垒。
但孩子们现在急需在最短时间得到一个安定而温暖的家，远离心理阴影。但收养一个孩子却比生一个孩子还难，不知这算不算正常。
这次灾难使这个国家很像一个家，不仅激活了久违但一直就存在的民族自救能力，而且政府领导亲历第一线和快速反应也赢得更多的民心，当空政导演高希希告诉我中国空军从5000米高空跳入汶川创造了世界军事纪录时，作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的安全感也大大提高。但是，突发的地震仍说明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民政和慈善机构是否太单一化，而这种单一化在重大灾难时已暴露出它应对的某些乏力。
几天前，我与置信集团、黄健翔、韩寒前往成都大慈寺红十字总会时，见红十会一位姓张的负责人已非常疲惫，她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穷于应对各路捐助和救援，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前来帮忙，但秩序肯定谈不上井井有条，红十会本身也承担了救援最多的职能，但是却不能满足外界所有试图参与到救灾行动的人们愿望。
我们在赞扬民政及红十会在这场灾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我们也应该思考怎样为未来的不虞之需未雨绸缪，怎样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坚持政府指导和监控的前提下与国际化接轨——我一个很大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是，想做点什么事情，但除了现有的中国特色的模色外——却不知该怎么做。
从电视、电台和博客留言中随处可见想要捐款、认领、亲赴灾区救援的人们的留言，有成都人留言说“我在成都市区有一处约两千平米的空置办公室，能够安置八百名灾区群众吧，请与我联系”，可按政策，私人救援者是无法收留如此之多遇灾群众的，因为他无法保证卫生防疫、安保、食品、信息传递各种事务，否则就是违法，有给我本人留下真实电话号码要打入我卡号上向学校捐助上万善款的，可这必须通过国家认证的慈善机构也就是红十会，我个人是没有权力收取这种款项的，否则就会在某款负面社会新闻里看到我的身影，还有无数要求认领的人们会遇到的“身份资格确认”，因为你必须保证自己不是从事人口贩运的坏人，还有人想为灾区学校捐赠十台性能良好的二手电脑，但如果由红十字出具运输费用甚至辗转送至灾区，相关费用已接近十台二手电脑。
最近几天这样的捐助包括帐蓬，灾区很需要帐蓬，灾区外很很多帐蓬，但你们要是寄给我，我没有能力把几千顶帐蓬运到灾区，现在哪哪儿都在管制，我也怕因添乱的误会被管制起来，红十字也许有，但效率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快，当然，我们必须理解，理解啊，万岁啊。
在现场最大的感受是，向灾难人民救援的愿望很明确，可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很有些迷茫，从某种角度这像一个围城，外面的想进来救助，里面的却因得不到再及时一点的救助想冲出去
谁来帮我们？
最突出的问题还表现在捐款捐物的指向性上，出于特定时期特定的情感，比如当你在电视或身临其境看到一群失去亲人的老人，你很想为她们建造一座孤老院，但你的想法在复杂而繁忙的现阶段很难快速反应在这群老人身上，也许你捐出去的钱大部份最后却用在建设一条急需重建的受灾公路上，或一间医院倒塌的住院部，都是救灾，可这某方面违背了你最初的捐助指向，而我们不能忽略捐助人的情感指向，这是国际慈善事业的惯例。
红十会或者民政部门也有在捐款用途上注明具体援助指向的，比如说你的捐助物品款项可写明捐给某某学校、村镇，可至少中国捐助者更愿意看到他（她）点对点的方式去帮助别人，而不是通过“呼叫转移”达成目的，这个程序太复杂，也有不确定性。而且正如上面我说过的，从技术上也许这反而增加了红十会或民政部门的负担，因为大量不得要领的物资（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灾区并不急需的旧衣旧裤）涌入慈善机构后，运送费用和人力成本，将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和实际用处。
再一方面，最近几天的民意是，有想在灾后去灾区支教的，有想去参加修建倒塌教学楼的，有想担当施工监理的，有声称能提供几十吨高标号水泥但缺乏运输能力的，也有愿意当担架队员义务司机的——在相关民政部门分身乏术，缺乏协调和组织的民间力量要么站在川门之外焦急万分却不得要领，要么直接冲到四川灾区，结果越帮越忙。
很可爱，很可怜。
在中国特色前提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当然要坚持在政府的领导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指导下展开，但从最近几天我亲临灾区的感受得出一个纯技术化建议（声明这出于纯技术化建议而非其它），中国慈善能不能在技术操作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无数的人们想参与救援，但从民政和红十字会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难以完整组合他们，更完善地进行救援及灾后重建。
为什么不能建立更多的国家授权的慈善平台，美国有无数私人慈善机构，它们的分布并不像中国这样高度集中，却呈现出更大的作用。美国的事情也许我们不能效仿，但我们可以在民政部门的监控和领导下，给予更多的独立性，从而形成更大的规模和更精准的效率。而不是现在热心民众呈散兵状涌进，更多的资金无法吸入到位。
据说现在已捐赠了一百多亿，但我觉得如果效率更高渠道更灵活的话，随便会有五百个亿，能救更多的人。当然这一切是在国家的管理和监控下。
一位我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人士一直在呼吁“民间机构”，个人认为他的补足性方法非常正确，华盛顿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助理主管，宏观经济学家迪恩贝克在分析美国慈善事业时认为，鼓励个人慈善机构的成立，而不是单一依靠中央政府，这样的竞争和资金来源的分散化，能够促进接受捐赠的机构更有效率地适用这些资金，从而让救济、艺术、医疗等在中央政府统一拨款情况下比较难以获得资金的领域，能够更容易获取资金。
李连杰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深思：“要不是我有一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支撑，在中国做慈善，我早垮掉了”，中国尚未批准公募的个人慈善基金。按照2004年出台的《基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个人申请成立慈善基金可以挂靠在民政部这样的政府机关下面，也可以选择半政府性质的公益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不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并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资格，而名人基金的审核又特别严格，所以，从2005年4月开始接触，一直到2006年12月正式签约，壹基金在法律程序上的努力历时一年半之久。
网易最近生产出一个特大假新闻，认为黄健翔李承鹏担心善款被吞，这个由网易生产出来的“网难”新闻最大的负作用是，某种程度让人们对灾后重建增加了顾虑，让正在探索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慈善事业，从实际操作层面出现观念模糊，我不知有多少人理解我们内心深处在说什么，但，只需明白这种纯属编造的新闻危害不仅是被谣言中伤的个体，更在于，想进一点做善事的人畏缩不前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机制是否尝试一下改革，有两个最近的实例可以佐证，中国的慈善事业可以更灵活多样务实地进行，比如说成都置信和黄健翔韩寒李承鹏三个在成都红十字的框架协议下进行1060万修建三所“安心学校”，其实一样要通过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批准立项，并不是对现有的基本理念的反动，而且也像健翔说的“用我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救援”，现在民间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只不过这种模式还要完善。
前天，万达集团斥资6000万人民币与都江堰市政府达成协议，由万达集团出资重建都江堰市中心医院，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信号——这次受灾严重的学校、医院的重建工作，可以通过企业直接的介入，监理，而保证其质量和投入规模了。
中国需要在红十字的领导，也需要更灵活更直接更务实的一种慈善模式，让捐助人放心，让受用人安心，不再出现豆腐渣工程和无数死伤的学生——毕竟，在灾后重建中我们不能想像个人或企业把数千万现金捐到红十字会，再让这个机构亲自去设计、买材料、施工，这对红十会本来的工作是更大的破坏，是对他们体力和精神的折磨。
再次声明，坚持民政部门和红十字的领导。
在我的上一篇亲历北川纪实后，无数人与我取得联系，人们很想结识X先生，因为人们信任他，人们想直接——而不是间接地——投入一些钱给孩子们修房子，想请X先生作为工程监工，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X先生？其实他无形中承担了一个私人慈善的监理角色，私人却取得了公信力，而不是企业把钱交出来后，就一头一尾不见面了，当灾难来临，无人承担严重后果。
进一步想有点凉意，倘若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仅仅是盼望一个道德高尚的X先生现身，来重建不倒塌的学校医院，那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幻想一个X先生的出现，因为X先生也很难，也被一些人骂，知道吗，现在他由于受了心灵创伤，正接受辽宁的一个心理医生治疗。所以，我们不能只盼望X先生，而应该从整个慈善机制上来维系和发展它，也监督它。
殚精竭虑思考在慈善事业的李连杰可能最有发言权，他经常说：“怎么样有一个制度，能够长久地保证透明、公正、可持续、符合法律法规地来运作一个机构？”，一个武打明星说到这个境界，不易。
19至21日的“国哀日”后，中国人除了哭泣还能做点什么？重建！可怎么重建，怎样发挥社会、民间的力量去重建——这是个慈善的战略问题，而不是X先生个体道德的战术问题（虽然我很喜欢未曾谋面的他，以及这家企业的管理层在这件事情的做法），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
可现实情况让人们有很大的顾虑，今年三月试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令》第十一条中注明，“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要求在重点公开……”，地震之前，我们目击了包括湖北教授要求捐助学生回信从而反目，沈阳孤儿学校校长卷款跑路，等等，这场地震之后，我们更需要在机制去完善它，监督它，让它更有效率，和民众的信任。
我想我能说的已经说了，其它的就不能再说了，在此，突然想引用盖茨为基金会运作定下的“15条军规”的两句话：
一、任何情况下，基金会都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
二、“所有生命，不管在哪里度过，都具有同样价值，获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看来比尔.盖茨，不仅会生产WINDOWS软件。
2.新片推荐
《全球变暖背后》
片长：52分钟 年代：2006
气候变化的真相已经不容置疑，最剧烈的变化就发生在极地地区，在那里的北方群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变。但对于加拿大北极圈而言，全球变暖同时也能带来不少发展的机遇，使其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全球重要的一个地区。那么这块冰天雪地的区域是否会成为21世纪的新世界？
《如何阻止飓风》
年代：2007 片长：52分钟
是否有可能阻止飓风的发生？无数的科学家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这部纪录片追踪一场真实的特大暴风雨侵袭南美洲东海岸的同时，选择了七位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本片的画面在实验、小范围的试验和电脑动画之间交切，七位科学家演示了他们的方案是如何用于阻止、延迟、削弱或者转移由美国佛罗里达的国家飓风中心记录下的一场真实的飓风。
《创造伊甸园》
片长：65x25分钟??? 年代：2007—2008
这是一个获过多项大奖的系列节目，介绍了世界各地最出色的私人和公共花园，同时还记录下了创造这些花园的园艺工人精彩有趣的背景故事。从以色列海法的台地寺庙花园，到意大利山区的花园别墅，那些只有我们才能有幸进入的私人领地花园。每一集拍摄一个花园的主人，他/她带领我们在这独特的天堂里留连忘返，同时讲述自己最感人的故事。《创造伊甸园》将改变你对花园的认识，让你重新去看我们的这个世界。
3，人物 观点
被遗忘的国士和残缺的历史图景
梁子民 毕文昌 [冰点观察]
梁：最近，我读了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感慨良多。一个从瘟疫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生命的人，一个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一个真正得到世界尊敬的科学家，去世还不到半个世纪，但过去我竟然不知道。
毕：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我过去读过一本《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的书，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其中有伍连德的自述。
梁：伍连德出生于南洋，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0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应袁世凯之邀，回中国办学。1910年东三省鼠疫突发，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以总医官的身份赶赴一线，准确地判断了病因病源，提出了有效的对策，迅速动员朝野力量，协调渗透在东北的俄、日等外国势力，用四个月的时间，成功地制止了鼠疫的流行。这在世界流行病史上，是空前的创举。
毕：1910年东北鼠疫的防治，伍连德自己曾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东北疫情过后，曾出版过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这套书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后来送给了曹树基先生。他用这个材料完成一篇论文，前两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梁：前几年，我们经历了非典，亲身体验了流行病对人类的威胁是多么严重。无论多么自负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在流行病面前，都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面对非典、艾滋病、禽流感病毒，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中国人在2003年遇到的事，某种意义上说，在1910年就遇到过。只是伍连德积累的经验，我们并不知道，事后才想到他的可贵。伍连德的历史贡献还不止于此，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是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的创办者，是禁毒的先驱者，是中国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的第一人。
毕：当年东三省疫情过后，在伍连德主持下，曾建立了东省防疫总处，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1917年年底，山西晋北肺疫流行，也是伍连德负责处理的。晋北疫情过后，也曾编辑过三大册《山西疫事报告书》。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于曹树基。伍连德往东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此人生际遇与中国早期著名外交官施肇基相关。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曾出过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其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之事也有记载，与伍连德自述对读，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早期防疫史料。中国早期防疫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疫情发生时，对外人来华救援有相当开放的心态，晋北防疫的主医官就是一个美国人，若无相当自信和见识，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以此判断早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的交往，对后世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作为很有帮助。
?梁：伍连德的功劳这么大，为什么在中国被遗忘？固然可以把理由归结为他晚年居住南洋，和大陆没有来往。但身居南洋的他，并没有被国际医学界遗忘。所以，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在很长的时间里，谁的故事能够有机会得到传播，谁的故事没有机会得到传播，有特定的政治尺度。白求恩在八路军殉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救死扶伤的象征。白求恩当然值得尊敬，他的故事应该传播，但救死扶伤的英雄不只是白求恩，还有伍连德这样的人。试想，如果能把传播白求恩的投入拿出百分之一用于介绍伍连德，他能长期屏蔽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吗？在医药卫生领域是这样，在科学、教育、经济、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很多堪称国士的先贤，都被长期遗忘，这使得我们的心智很不健全，使得公众对本民族历史的理解过于狭隘。
毕：我们的史学，我们的传媒，如果不知道发现和尊重真正的国士，必然导致一代代的读者只能接受片面残缺的历史图景。
4，触摸光影
无所待的逍遥《任逍遥》
王怡 人文镜像
庄子的“逍遥游”一篇，如果称为中国思想在审美上达到的极致，应该是不为过的。但“逍遥”却是庄子留给中国文化最致命的毒素之一。这说法不矛盾，因为美学与政治学、以及美学与宗教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断裂。在庄子笔下，逍遥的本质是“无所待”，无所待的意思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为。比如大鹏展翅还得要依赖大风，就像《英雄》中的秦军在每一轮箭阵时都要高呼“大风”，箭才能射得远。这就是有所待。凡有所待，在庄子看来就还是不逍遥。
贾樟柯在《任逍遥》中，不但借用了当年任贤齐扮演令狐冲时那首流行歌曲，还特意让女主角在宾馆中和小济春风一度之前，讲述了“从前有个庄子”的故事。这两个在没落的工业城市里完全丧失了对未来希望的年轻人，最后都在胳膊上刺上了一只象征着逍遥梦想的蝴蝶。这个意象，在这一部有勇气贴近时代真相和底层命运的本土电影中，是最意味深长的。当然这并不暗示着贾樟柯对于庄子的批判，并简单的把彬彬最后抢劫银行的举动归咎到庄子的逍遥思想上去。这种简单化会成为对时代因素作出的一种轻罪辩护。
其实，电影一直都在暗示甚至怂恿着最后的抢劫行为。小济津津乐道的在餐馆中讲述《低俗小说》中的抢劫镜头，还和巧巧在舞厅模仿了电影中约翰·屈伏塔那段著名的舞蹈。就连巧巧的发型都故意和电影中的女主角一模一样。考虑到昆汀正是以这部电影在嘎纳得到了金棕榈奖，我怀疑巧巧的造型也许出自一种有意唤起嘎纳评委美好回忆的动机。不过这种互文式的戏仿只是一种轻松的幽默，就像当年《小武》的扮演者王宏伟出现在这部电影中，居然问买盗版碟的彬彬有没有《小武》和《站台》卖。熟悉贾樟柯电影的观众难免会愉悦的笑出声来。
庄子的逍遥思想，昆汀的电影，远方的张君案和近处的大同纺织厂爆炸案，以及别在情敌腰间的手枪。有这些里里外外的各种刺激，小济和彬彬这两个距离美女、金钱和未来都一样遥远的下岗工人，有胆作出最后那笨拙的抢劫策划来，几乎就具有了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抢劫的镜头如此滑稽，让人想起陈果《去年烟花特别多》中几个退役华籍英军策划的那起银行抢劫案。2001年是一个充满宏伟叙事和各种惊心动魄事件的年头，一面是入世、申奥，摸彩，时代高歌猛进。一面是层出不穷的自焚、爆炸和持枪抢劫。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看不到一个有所待的未来。他们转而追求一种无所待的逍遥，选择让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毁灭中得到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快感。这就是庄子逍遥思想与真正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精神的差别。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学，它寻求个人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妥协与谅解。而在庄子的解脱之道中，一方面是无所待的政治，一方面是无所待的个人逍遥。政治无所待就成为专制，逍遥无所待就成为暴民。忍受或者逍遥，暴政或者暴民，两千年来都是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
贾樟柯在电影中一贯的引用新闻，在宏伟叙事的隐约背景下讲述了几个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年轻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和引用，没有回避一些在公开舆论中被禁止谈论的真相，这使他的电影也一贯的远离大银幕和电影局的审查，而只能在盗版碟上流传。贾樟柯是国内最早介绍和鼓吹DV技术的导演，DV到底意味着什么？DV当然意味着低成本。而低成本对一个职业导演意味着什么呢？至少在贾樟柯这里，我看到低成本的意义就是在一个商业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禁锢中，导演有可能得到一个突围的机会。用贾樟柯的话说就是DV“有利于‘作家电影’的发展”。因为有了DV，“作家电影”这个已经被埋没的词汇有希望被重新擦亮。这就是贾樟柯和他的DV电影的意义。
小济因为巧巧而被点燃的希望，在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被一次殴打击碎。这个场面让我想起另一部未曾在国内放映过的独立电影《飞呀飞》，这部小制作的电影由国内两位80年代著名的先锋诗人主演，曾送选当年的柏林电影节。电影的主题是讨债，一位在80年代末入狱的诗人出狱后，就专门替他人讨债。一次他把自己和一位欠钱的朋友铐在一起，一起饮食起居。电影的另外一头穿插了一出传统京剧《巫盆记》，说一家黑店谋财害命，然后把尸体烧制在陶盆陶碟中。这些盆碟沉冤不散，就变成了在空中飞舞的巫盆。电影的场景是2000年，最后一出戏，一位乞丐在路上讨钱，一个巫盆在空中飞舞。那个晚上，沿街的电视中正播放着中华世纪坛的揭幕典礼。
一种个人机遇与时代宏大背景之间的离间效果，正是这两部电影类似情节的一个共同处。也是《任逍遥》整部电影最具张力的地方。这种离间在我们这里首先具有一种启蒙的价值，它是对至今电视新闻中充斥着类似“全国人民又掀起了一次高潮”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和一种审美上的嘲讽。在某种意义上，贾樟柯首先不是一位导演，而可以被称为一位知识分子，而且是目前大陆电影导演中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我很沮丧的认为，其他的人都不够格。我说的知识分子，是法俄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任逍遥》的成就也超过贾樟柯的前两部电影。以前，他希望自己“拍一部电影来告诉人家，我周围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带来了他被广泛赞扬的底层色彩和草根性。而在这部电影中，贾樟柯的叙述冲动从对“我周围的人的生活”的描述，开始蔓延到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描述上。这种描述是他纪录片风格的一种延续，但这种延续等于选择了与意识形态构成一种更加尖锐的冲突。因此DV就不可避免。贾樟柯如果能够坚持下去，也几乎只能是在DV中的坚持。
5.好书共享
《狂喜之后》
作者:（美）康菲尔德
译者: 周和君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简介：曾师从阿姜查等著名南传佛教大师，美国最受欢迎的内观禅修师杰克?康菲尔德非常有影响的一本著作。胡因梦极力推荐，认为是近三十年来描述内心实修转化最具说服力、最真实无欺的经典之作。 相对于开悟后的体验，本书作者更关心的是：“灵修生活所面对的真正挑战不是在深山隐僻处，或意识进入超凡状态：就在当下。”
修行在许多当代人的意识中似乎是很久远的事，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具有佛教传统的东方，还是在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有越来越多的人又重新走上了修行之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踏上这条心灵之旅，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什么身心体悟和殊胜体验，以及在此之后人们又将如何继续生活在俗世中，就是本书要告诉你的答案。本书援引了大量进入修行这一过程人们的实例，指出修行之路并非一条光明大道，开悟也并非持续稳定的状态，并且因人而异。更重要的是，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或寺庙中的僧人，需要面对许多令人不悦的琐事，才是我们凡夫俗子生活的真实状态。因此，在恐惧、愤怒、爱欲等这些苦痛中修行，才是你灵修的最佳处所；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才是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作者简介
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1945—），生长在美国东岸的一个科学及知性家庭。1963年就读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亚洲研究，在学期间开始学佛。1967年毕业后，即前往东南亚修学，在阿姜查主持的巴蓬寺出家，也曾经在马哈希法师和佛使比丘座下学习，并追随过西藏喇嘛、禅师、印度教上师。1972年回到美国，还俗。1976年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身兼佛学老师和心理治疗师。曾与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合作建立“内观禅修社”，并经常在美国、加拿大和世界各地举办密集禅修，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内观禅修教师之一。他的七本著作目前译成中文的有三本——《心灵幽径》、《当代南传佛教大师》与这本《狂喜之后》。
《再活一次-用写作来调心》
译者：韩良忆
作者：纳塔莉·戈德堡
副标题: ----用写作来调心
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简介:本书是作者多年创作与教学经验的总结，是教导创意写作的经典之作。作者用一种直接而朴素的方式告诉读者，她是如何练习写作的，怎么去想，拿什么题目练习，怎样对付编辑，如何突发异想而不受困。她教你相信自己，善待自己，开放心灵，试着描写自己的喜、乐、悲伤、痛苦、迷恋，放任想象力去尝试任何一种可能，从而让写作与人生都散发出热情。本书不但适合所有想写作的、想写出更好作品的人看，一个对写作与生活感到无力与挫败的人，也可以运用书中的方法和建议，用写作来修行，帮助自己洞察生活，使自己心神清澄。这本小书出版后即成为畅销名著，销售超过一百万册，是北美所有教授写作及写作治疗的人必读、必引述的一本书。
作者简介:纳塔莉·戈德堡，优秀诗人和散文作家。大学时迷恋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嬉皮风潮时开餐厅，在做菜和阅读间，突然体会到写作可以从生活出发，从此投入文字创作的世界，并于1974年开始静坐、修禅，持续至今。她经常在全美巡回教授写作课程，教过嬉皮、修女、喇嘛、男同志、大学生等各种学生，并曾担任明尼苏达州的校际诗人。她认为，写作跟修行一样，都要学习相信自己的心，珍惜并洞察生命经验的种种精髓，以专注、自我纪律、活泼创意和开放的态度，让心中回旋的歌，从笔端流泻而出。多年来，纳塔莉·戈德堡力行简朴环保的生活，屋舍用回收的啤酒罐再制为建材，并运用太阳能系统，每日晨起打坐、创作不懈。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误会》
作者：灵山居士
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简介:本书为灵山居士近两年来佛学随笔的合集，试图以现代人最能接受的方式讲述佛法。其中涉及我们为什么要修佛：以佛教的眼光来看，世事无常，这种无常包括向坏的方面转化，也包括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我们既不应贪恋执著，也不应悲观失望；如何正确看待人类与众生：众生不仅包括人类，也包括世间一切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我们应该把鱼扔进河里而不是锅里；人们对修行的误解和偏见：比如认为信佛是迷信，修行就得远离世俗生活；以及在修习佛法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步入的误区：如以对佛法的执著代替对物质的执著，或者因为自己是佛教徒而产生某种优越感，等等。因此本书对试图了解佛法提升生命质量的人，及在修习佛法中有所疑惑的人，都会有很大助益。
作者简介
灵山居士，祖籍安徽，现居北京。自幼研习佛学，为佛教理念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灵山居士的佛学随笔，试图以最简单的文字，以更多人能接受的思维，介绍和阐释佛陀的思想，以期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佛法妙义，提升生命质量。其博客在佛学圈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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