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剪报 第26期 （20080320） 

（编辑：北京零频道www.bjdoc.com）                                   （纪录片剪报20070320 下载）

导读

1. 视野                     中国哪方面都比世界差一大截 （李泽厚访谈）
                            我在寒假中经历的两个中国 （刘晶）
   
   
2. 纪录片推荐之新片快递     《遗失的假日》《自杀游客》
   
   
3. 好书推荐                 《说什么怎么说》（郭小聪）
   
   
4. 书评                     平静的锐利（刘方炜）

中国哪方面都比世界差一大截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

作者:黄锫坚

李泽厚是谁？
据说有一年李泽厚南下，去某大学附近的书店作客。老板在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诸多学子停步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泽楷要来了！

一位学者在听到这个段子后感叹，“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李泽厚曾说，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在新世纪已经五年的今天，大概是学人淡出、商人突显了。将李泽厚错认作李嘉诚之子、小超人李泽楷，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进步呢？

想当年，李泽厚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26岁的他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惊涛骇浪波及中国绝大部分思考着的头脑，而李泽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当有的同事忙着做家具的时候，李泽厚却用红宝书蒙着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学研究。

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李泽厚的作品有如横空出世。从哲学、美学到思想史，他横跨多个领域。从思想到语言，都是一种崭新的面貌。

《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一纯哲学著作，当时竟然卖了3万册。而三部(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更是影响深远。李的思想洞见和文字魅力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被冯友兰先生高度评价，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

这本1979年的作品，丝毫没有革命八股的文风。即便今日看来，文字依然珠圆玉润。光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
有人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原道》主编陈明套用这个说法，认为李泽厚“也是上帝赐给中国的，进行思想的器官，为了感受时代的气息、脉搏，把它彰显放大”。

李泽厚似乎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19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李泽厚有关。可以说，他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李泽厚告诉记者，他的所有书都有盗版，即便如此，著作收入也超过100万了。也许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质疑，但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覆盖力，恐怕不亚于正统的教科书。

在1980年代，李泽厚是时髦。但世移时易，有人认为李泽厚过时了：1989年写《华夏美学》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6年的《世纪新梦》更是“老态毕现”。

李泽厚的思想究竟会在历史上占据什么位置，恐怕今人无权置喙。口无遮拦的他对记者说，“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

李泽厚1992年1月去了美国。每年回国一次。在异国他乡教书8年，现已退休。1980年代如众星捧月般的他，1990年代给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讲授中国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当学问家取代思想家，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个远离中国、远离学术圈的老人，偶尔也会超然世外地说些真话。2002年，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话录《浮生论学》出版，因为臧否了不少今人，惹来非议。

11月的深秋，李泽厚身着睡衣，在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当他谈起世界和历史，一种孤高而强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庞大的思想支撑。当他用湘音聊起老长沙的旧时风貌，一种温暖的气氛烘托出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正如记者几次要求，他依然穿着睡衣拍照。

下面的对话，大部分都是常识。恐怕只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说出这些明白而不拐弯的实话。

访谈
记者：我们的报纸提倡理性、建设性，据说您很早就有类似的提法，能不能讲一讲？
李泽厚：我在1980年代有过类似说法。对五四运动，我曾评价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这八个字是我曾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写的。
现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觉得五四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但我认为五四有很多缺点。

学术界流行尼采和后现代。现在把尼采捧为学术偶像，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主要是强调破的方面。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

比如写学术文章，以前我说过，你指出哪个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错误，那不太难，但你要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真正的建设性意见，就不容易。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报社的这个提法。

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跟我讲，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批判。似乎一考虑建设，就是想做帝王师。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立场在欧美可以，因为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已经很稳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没什么关系。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们不管建设不建设。譬如福柯，就是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是囚笼、启蒙是错误。但是，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这一点我1999年也讲过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的哲学，也应该是建设的哲学。过去一讲到马克思主义，修饰语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也是建设性的。怎么样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所以，我很赞成理性、建设性。这不是奉承你们的报纸。当然批判也应该是理性的，但现在流行的是非理性、反理性。

记者：记得您说过，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欧美的社会制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这类批判思想。但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后现代这些东西是不是远远超前于现实了？

李泽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记者：您仔细看过福柯、德里达吗？

李泽厚：当然，只看过一些，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说知识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被权力支配着。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都是被某种权力支配的。没有什么真正超脱的知识，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真理。但是，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着这一点。其实，福柯他们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但他们不愿意讲。海德格尔也是这样。
福柯的其他主张，比如理性是监狱等等，我以为，学术价值并不高。

记者：您的思想的两个基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经典？

李泽厚：一个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也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哈哈。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我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康德和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思想。例如，后现代思潮反对绝对的、先验的理性，反对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我提出的实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对绝对先验的理性。我认为理性是从经验中提升出来的。这些方面便和后现代有吻合之处，或者说吸纳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又如，我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和反二分法，却又强调“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记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物质生活是朝向欧美那个方向。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缺什么，怎么解决？比如中国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泽厚：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谈。刘小枫说，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把基督教搬进来。所以他希望基督教来救中国。但我的看法是，在基层，特别在农村和下层社会，基督教可能会有很大的传播。但要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督教，是比较困难的。

我也说过，在美国上课时，有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怎么还能维持那么久呢？他很惊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汉族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的规模和人口，是一个奇迹。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个文章中讲，是因为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个字：天地国亲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堂屋供奉着祖宗牌位，后面的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国亲师了。国是国家，亲就是长辈和亲戚。中国的礼教，是一套行为规则，一种伦理规范，一种情感信仰。所以，我讲中国礼教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
三纲五伦，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和伦理、政治相结合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传统也丢掉了。

过去的这个传统是有经济基础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长来支配钱怎么用，或者办学，或者在饥荒时义赈，救济灾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来应对？假设我们从外面借一个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兰过来，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回到中国人过去那种天地国亲师的信仰(而非政治或伦理)状态？这是中国文化要解决的大问题。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社会。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师长、长辈，注意各种亲属关系，和别的民族还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赚了钱，还要寄回家，很顾家的。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存在某种传统。不能说基础牢固，但场域尚在，还有可为。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发展出信仰？学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会调查，还要政治家的努力。这是很艰巨的事情。

记者：这和您说的“西体中用”有关系吗？

李泽厚：大有关系。关于西体中用，我已经写了很长的文章，不再重复。简单说两点。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讲改革开放嘛；“体”是指社会存在。西体是指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本体。这和我说的吃饭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体”，不是虚无飘渺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精气神啊什么的。

第二，我的这个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的。中体西用来自张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没有中体西用，我也不会说西体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后的应用。中国用西方的体，会创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说转换性创造。从而，这个体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个体了。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详细的可参看我的《再说西体中用》一文。

记者：上海7月份开设了首个中小学生诵经班，辅导他们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启蒙经典。请问您对儿童读经运动有什么看法？

李泽厚：我并不反对读些经典，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读经运动，是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这些我是反对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中国礼教的特点，是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这出自您对巫的理解吧？现在年轻人的思维结构，完全是西方现代科学那一套。而西方概念体系和中国传统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学、宗教，中国过去都没有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从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

李泽厚：我就是从根子上找。例如，为什么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和人是绝对不同质的。你只能皈依上帝，请上帝赎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变成一体(除了某些异端派别)。中国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这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说的巫史传统。似乎别人还没这么说过。
记者：周公和孔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泽厚：我认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三个人。

记者：秦始皇为什么了不起呢？

李泽厚：我以前没有讲过，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发言权不够。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书同文等等。汉字在维持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和统一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我认为，汉字并不是口头语言的复写，和西方语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语言学家，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我觉得这个看法很重要。

汉字怎么来的？来自结绳记事。所以汉字具有神圣性、可崇拜性。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写“敬惜字纸”。一张白纸，写了字，就应该爱惜它，尊敬它。没有汉字，中国很早就分成很多个民族国家了，就和欧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样。

而且，汉字控制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要英国教授看懂11世纪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东西。文字有这么强的持续性，语言受它的控制。

除了书同文，秦始皇还有汉武帝把六国开始有的郡县制给统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这也很了不起。中国的基础都是秦汉时打下的。

记者：记得您讲过，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您还是倾向于中央集权？

李泽厚：1990年代我和很多朋友争论时说过，中央集权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权。中国最可怕的是内战。如果地方分权，每个地方都有个军区支持它，那湖南和广东就可以打仗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统一市场，多好。欧盟就是想搞个统一市场啊。

什么事都有利必有弊。中央集权当然有弊端，但比分权可能带来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这个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赞成的。可以搞试验，但如果发展趋向与中央对立，那就麻烦了。

记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统？您能不能讲得细致一点？

李泽厚：我是搞哲学的，只能说个大概。经济上、政治上，哪些该分，哪些该统，那是我无法发言的。但我当年就赞成宏观调控，1990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央集权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军阀混战。

记者：您似乎对民族主义比较反感。

李泽厚：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记者：有很多学生游行抵制日货。这个算不算民族主义？

李泽厚：我觉得，政府和学者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但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记者：能不能对自己做个评价？

李泽厚：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作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的“古今无两”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我又想为什么近来老有人问这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

记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都很独特。您的这套概念能够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之间搭一座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李泽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世界，和西方沟通。从王国维到冯友兰、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将来能走进世界。
我这些概念，不仅中国可以用，将来西方也可以用。比如我的实用理性，当然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呵呵。

记者：您在和陈明的对话《浮生论学》中几次提到，中国学术界应该重视分析哲学。我也感到，许多人用同一个词，但却是不同的含义，这样讨论问题就容易南辕北辙了。

李泽厚：现在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经常一篇文章内自己的话有矛盾。其实一直有这个问题，当年讨论形象思维就是如此。现在的文风也不好，学后现代，搞得晦涩难懂，可以清清楚楚讲的，故意曲曲折折、模模糊糊。

记者：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主力军，您有什么评价？

李泽厚：在1979年的《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我说希望属于下一代。我希望能“为王先驱”。

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出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我当时说，红卫兵一代搞自然科学是没有希望了。但我希望在人文学界、政治方面出一些有作为的人。包括文艺界，我希望出一些大家。20多年过去了，我对此相当失望。

最大问题是原创性不够，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当然也不能胡乱创造。

记者：到现在，您的著作总共印了多少册？

李泽厚：我没有数。我所有书都有盗版。这些书好像还是学生买得多。因此盗版书都集中在学校区域。书有人看就好，可惜错字太多。我的书在台湾卖得也不错，例如《美的历程》，这个没想到。这大概是我的惟一安慰。

记者：为什么一直有人看呢？说明一直没过时。

李泽厚：不随风倒。现在讲华伦斯坦、白银经济等等，我就不信。我以为，不论做事或做学问，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一向说，判断能力比知识重要。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对几分，错几分，自己要有判断。现在很多是人云亦云，赶时髦，追风

★ 我在寒假中经历的两个中国

刘晶    2008-03-2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偶然从一个记者的博客里看到这样的话：“长年在两个中国行走，一个是繁华强大的中国，一个是贫穷落后的中国，而在这样的行走中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这些话时，我先是震撼，继而理解，过完大学的第二个寒假回到学校后，我竟有了深深的共鸣！

    回家前的一天，挚友小美硬是拉着我去了她家。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迫不及待地让我分享她从大学带回的特产，看她男朋友给她买的周大福足金项链，以及和同学去西藏旅游的照片，给我弹奏她最喜欢的钢琴曲，然后让她帅气、前途光明的男友请我们唱歌，去欧索－米萝吃西餐。我从未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不觉得她在炫耀什么。我想，这个善良美丽的女孩，只是用她的方式诠释表达着友情，并且真诚！
    回到家，罕见的冰雪让我的家乡看起来如经历过灾难。没有电，交通也被迫中断，过年的热情似乎被冰雪冷却了许多。邻居家念初一的兄妹期盼着远在广东的父母回家过年，当除夕渐近，希望转为失望时，兄妹俩开始埋怨起父母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也许正是南方那个火车站几十万焦急人群中的一分子。兄妹俩只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为了钱出去打工的，却不知道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父母的背井离乡是多么的无奈。离家返校的前一天，与小女孩道别的时候，她流露出对初中毕业后可能辍学让弟弟念的担忧，我只能尴尬地望着她。

2.纪录片推荐纪录片推荐之新片快递

★《道路曲折：吉普赛大棚车歌谣》
导演：加斯迈·德拉        110分钟/2006/美国
《道路曲折：吉普赛大棚车歌谣》纪录了一个大型的以推广民族音乐原声为目的的商业活动，该活动将来自4个国家、5个乐团，操着9种不同语言的35个吉普赛人带到了美加的发达城市，让他们在6个星期的巡回演出中既赚够了金钱，又在彼此音乐交流中享受着民族自豪感。
“当道路开始曲折时，你不可能照直行走”，这就是纪录片《道路曲折：吉普赛大棚车歌谣》的开头。它重新翻起源自拉贾斯坦邦的罗姆人数千年的颠沛流离的流浪史，并集中展现这群被称作吉普赛人的民族余生俱来的音乐感，也开始为急速全球化进城下的民族特色而担忧。

获奖情况：
第十一届缪斯电影节最佳电影
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美国纳什维尔独立电影节最佳音乐奖
旧金山独立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比利时法兰德斯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观众票选奖
捷克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美国华盛顿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遗失的假日》
84分钟/2007/捷克/胶片拍摄
简介：2001年的夏天，捷克旅行者拉加在瑞典哥德堡很偶然地捡到一只旅行箱，打开后他发现了一个装满胶卷的塑料带，出于好奇，他将这些胶卷全部冲印了出来。
这些照片引起了拉加几位朋友的兴趣，这些爱好摄影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摄制组，希望将寻找照片主人的过程拍摄成一个纪录片，看一看，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能够仅凭几张照片找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是一个国际旅游团。他们来自中国。确认了照片主人的国籍之后，摄制组又在互联网和当地报纸上发布了寻人启事，他们还在布拉格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照片展览，名为“遗失的假日”。
这件事情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很多人来到美术馆咨询或者提供线索。一时间，这几个中国人在当地家喻户晓，人们纷纷前来与照片里的陌生人合影。摄制组把这些合影一同展出，希望在找到照片里的中国人之后，将这些合影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这个年轻的团队从2003年开始，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寻找照片上的中国人。
2006年7月份，CCTV《360度寻人》栏目报道了这个纪录片的制作过程，并且协助了捷克的摄制组一起寻找照片中的人物。中国的网民也在网上自发的发起了寻人活动。他们能够成功吗？

★《自杀游客》    60/90分钟/加拿大
简介： 瑞士有个 叫Dignitas的民间机构，是世界上唯一的可以合法地帮助他人死亡的组织。它的创办人，民权律师Ludwig Minelli 坚信，死亡的选择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 到目前为止，这个组织已经帮助来自40个国家的500多个人有尊严，没有痛苦地死亡。 影片跟随记录了59岁，患有类似肌肉萎缩症的Craig如何在妻子的陪同下，从美国来到瑞士，安静地在那里结束生命的过程。Craig患病有半年多，可以讲话，但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震撼人心的是电影记录了他自杀的整个过程。那是2006年９月份的一天，Craig被送到一个旅馆里，妻子陪在身边。Dignitas的员工向Craig解释了如何吃药，如何用自己的牙关闭呼吸器的按钮，整个过程必须录像，供警察局最后的审核。Craig 要求再等一会，再等一会。然后，他开始喝药，药很苦，而且因为是自杀，他必须想办法自己捧着杯子。他的表情表现出内心的波澜。挣扎着把药喝完，他对妻子说：“给我点橘子汁。”她妻子把橘子汁喂到他嘴里。“给我点音乐吧。”他又恳求了一声。贝多芬的“命运”响起。他用牙咬合了呼吸器的开关，呼吸器将会在45分钟后，也就是药力让他进入睡眠状态后停止工作。这时，他头向后靠在了枕头上，似乎从刚才短暂的惊惧中平静下来，闭上眼睛。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Craig熟睡一般安静地死去。

温哥华电影节特别关注
雅虎网站电影专栏评选2007年十大纪录片

3.好书推荐

《说什么怎么说》（郭小聪）

编辑推荐
在这个世界上，别人永远不可通完全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知道的只是你所能说出来的那部分。
　　所以，说什么有赖于怎么说——“这是一个问题”。
　　没有角度就没有文章。
　　没有分寸就没有好文章。
　　这不仅仅是一本为想当作家的人写的书。所有打算提高写作能力的人都会从中受益……

内容简介：
书中凝聚了作者对现代汉语表达问题的独到感悟和认识，堪为一部集多年写作尝试和理论探索为一体的心血之作。郭小聪是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他认为，内在思维受制于思维形式，说什么有赖于怎么说 。

4，书评

平静的锐利
刘方炜

一位最近不常见面的朋友寄来一本书，随手翻开之后就不能放下，一口气读了下来，读完了还想再读。一边读一边思考、一边感动、一边惭愧、一边惊讶——当尘世充满了被莫名的欲望所鼓噪起的喧嚣的今天，还有一个人，一个看上去很平常的人，我的一个普通的朋友，竟然能够坐在他那张平静的书桌前，写出这样平缓的、温文尔雅的却又是锐利如刀锋的文字！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个人的分量在我心中变得与众不同起来——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呀？一个平时总是微笑着的随和而友善的人，与我生活在同样的时空中，是什么时候在自己的大脑中生产出了这样平静而锐利的思想！

开始我是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读这本书的，但是很快我便被这本书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所掌握了，我发觉我不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就是我，一个以思想和写作为生的人，这本书是写给我的，是我的这位熟悉而陌生的朋友对我个人在谈话——灵魂与灵魂之间的谈话——“直到19世纪初，俄语似乎还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粗陋的语言，俄国上流社会人士以说法语为荣，俄国作家寥若晨星。但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却群星灿烂地出现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作家，真是一个奇迹。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开创了世界性的文学……”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他们之前的普希金——“他们全都感激地从普希金的作品中汲取源泉，把它看作是‘一部辞典，包括着俄国语言全部的丰富、力量和灵魂’。”“作为斗士的普希金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但是作为诗人的普希金却永存，因为他纯洁了俄罗斯的语言。”

伟大的作家就是这样对他身后的世界发挥着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他竟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提升了一个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并且为这个文明世界添加上一笔绝非可有可无的绚丽。一个这样的伟大作家的产生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合情理，不可思议”的，朋友进一步论述道：“他外表上和大家没什么不同，却突然藉写作战胜了时间，超越了死亡，使易逝的东西成为永恒，从无中生成了有，透露出我们世界的最深沉的秘密，使千秋万代的读者感动。至于他是怎样把这没有路的地方走通的，他又是怎样平衡生活的，不知道。所以茨威格敬畏地感叹道：‘这不是人的事业而是神的。’当然，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也将成为神明中的一个……忽然有一天，整个世界也开始读他的作品，尊敬他，永远怀念他。他的确是多么当之无愧而又让人感到亲近的一个人呀！”奇妙的是，这一切与出身无关，与容貌无关，与地位和财富也无关，朋友继续说道：“不管身世多么显赫，生活多么幸运，平时可以在大庭广众中引人注目的东西，在作品中则不行。因为一是这些声名荣耀过于短暂，与死偕亡。二是作为读者，人们总希望从作品中得到别的满足，要求看到生活面上生长出不同的东西，并借着思想的灵芝、情感的花朵的指引进入梦想的森林。”梦想的森林里有什么呢？有老巫婆，有灰姑娘，有安德烈与纳塔莎，有罗蜜欧与朱丽叶，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哪个封建大家族最具有典型性呢？不是北京的，不是广东的，不是四川的，不是浙江的，恰恰是《红楼梦》中那个贾府。那个贾府存在吗？根本不存在，那里的人实际上在地球上生活过吗？没有生活过。可是我们却认为，那个贾家是说明中国过去封建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最好的典型……人可以一代代老去，那里的人物却永远年轻。林黛玉就是那个样子，再不会长大一岁。创造多么伟大。”

我为朋友的论述而激动着，同时也为他那种锐利的思想锋芒所刺痛——作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在这繁杂喧嚣的尘世中，我被欲望的潮流裹挟到了什么地方呢？“文学创作不是聪明人的事业，而是一种深广的精神生活。”朋友说，“现在这个社会，整天使人忙忙碌碌，物质成了评价一个人重要性的很重要的方面。”生存很重要，没有生存也就没有写作。有的时候写作也是为了继续生存，就像伟大的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但是怎么处理好这样关系呢？生存与写作，物质与精神，这对于每个怀着虔敬的态度从事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两难的选择。我希望从朋友的论述中得到答案，或者是答案的一种。“作家应该能以平静的目光来注视一切，包括自己。如果这样，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来扰乱他人性和理性的目光，他的内心世界就已经完整强大。当他强大到那个地步，就是说，任何厄运，任何灾难，任何人都毁灭不了他，甚至包括他自己也毁灭不了他。”在实际生存中，什么样的人能够达到这种标准？朋友举出了在文革那种粗劣文化泛滥时期平静写作《希腊城邦制度》的顾准作为例子——“‘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宁静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文化艺术了。’看，这语言多么优美，多么平静，多么准确！……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语言吗？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吗？那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宁静、深沉的情怀？”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艰难的，因为现实世界中有太多的东西——金钱、名声、地位、享乐在诱惑着人们，当然也包括作家。“这一切都在很有理由地阻止着伟大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如果出现一个那样的大作家，蔑视这一切，那才是令人惊讶的，才是令人奇怪的。”当然，这还不仅是因为有诱惑的存在，更多的还是一种精神与智力的难度与强度——“写作作为一种高级复杂的、难以名状的精神活动，标志着人类心灵生活的极限，注定像雪山顶那样人迹罕至……”

这本身就是美的，这种描述本身就令人心神向往。朋友用他简洁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境界，美，高耸于尘世之上，超越时空而存在。而对于浮躁的声名，朋友说：“外在的声名跟一个作家应该追求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即使让百分之百的社会成员都关注你了，一百年以后这些人都不存在了，又怎么样呢？”“什么是最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其实只有两点最可靠：一点是读者一代代的赞叹；另一点就是一遍遍地默默阅读。”这种结论让我想起了白居易在李白的坟墓前写下的诗句：“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伟大的文学传承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成员，仅仅是一首“床前明月光——”就让历代多少人的心灵免于极度干涩呀！

我的这位朋友郭小聪，现任职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说什么，怎么说》是我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也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身边的一个熟悉的朋友突然写出一本这样的好书，惊讶之余，让人感到格外的欣慰——一个熟悉的朋友向你展现出陌生却亲切的另一面——锐利而深远的思想，而锐利而深远的思想总是能够深入人的灵魂的。当然，如果灵魂还存在的话。

小聪前两年曾经送给我一本书，不是他写的书，写书的是个美国人，叫大卫·丹，书名就叫《伟大的书》。小聪书里，收入了他读这本书所做的笔记，读来颇能发人深省——对于流行于当今文坛和传媒上无聊调侃的“新八股”，小聪问道：“难道我们中国人已经不能较为严肃、诚恳、亲切地述说一件事了吗？这种新八股究竟源于我们内心情趣的单调，还是丧失思想活力的结果呢？当一个民族自成世界时，我行我素也许无所谓对错。但当不同种族、社会必须在一个世界上共存时，力量对比就会自动见出强弱，分出优劣。读过《伟大的书》，只会对自己文化中油腔滑调的东西叹气。在这种由比较而来的危机感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弱者无论有多少理由，面对强者，弱就是错。”“坦诚地讲，读过《伟大的书》，在精神享受的同时，又感到更深的惶惑。因为作为一个东方人的切身体会，我愈发感到大卫身后的那个文明恐怕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遇到的最强大、最令人捉摸不透的一种文明。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又几近诡谲，既有迷人的思辩力和美感，有时又非常自私和强横。”面对这种强大与强横，我们有责任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当然不是在网上用粗鄙的词句进行漫骂。漫骂很简单，会说话的小孩子一学就会，甚至不学就会。作为从事思想与写作的个体，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小聪这本书就是在做这样一种事情。我知道我的其他朋友们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他们的目光总是那么很茫然地穿透我们，凝定在遥远的他乡，就像一扇看不见的窗子，隔开了两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即使伤害了他们也奈何不了他们，即使叫他们低头，也够不上和他们的心灵对话。他们总是那么平静，但是平静里有一种伟大的东西，这就特别令我们读者心向往之。”正像加缪所说：“文学的高贵风格就是人对现实的最大反抗。”

2006年3月13日夜于西山之麓。

编辑：邹娟 （www.bjdo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