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剪报 第24期 （20080125） 

（编辑：北京零频道www.bjdoc.com）                                   （纪录片剪报20070215 下载）

导读

1. 视野                虚虚实实“民国热”/ 劳动合同的真谛
   
   
2. 纪录片推荐          新片推荐   老安
                               50年经典纪录片推荐（四） 60年代的伯克利/内战
   
   
3. 纪录片人观点        台湾导演汤湘竹&制片人叶如芬 在纪录片沙龙谈纪录片
                     1、台湾纪录片状况
                     2、纪录片的田野调查（调查）
                     3、关于《寻找蒋经国》
                     4、关于《山有多高》
   
   
4. 好书推荐            《国士无双-伍连德》《乡土中国》

虚虚实实“民国热”
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张伟

    “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王国维、陈寅恪了”
    在这本书里，罗隆基是政治风云中的民主人士，在另一本里，则换成一身时尚打扮，并且卷进了某件桃色传闻中。两本书相距一米多，并列在北京某大书店的图书货架上。
    这是“中国近现代人物”系列图书专柜。五彩缤纷的花色中，一段段历史掌故被包装上架，一些被遗忘多年的人物，穿戴整齐，齐刷刷地排开，有“素描”，有“写真”，任凭读者一路挑拣过去。
    在查询台输入“民国”二字，显示的搜索结果有700余种——这并不包括已经下架的图书，以及仍在架上，与民国有关，但并未冠以“民国”之名的图书。
    在“三国热”、“明清热”等潮流之后，有人提出了“民国热”。书店里，相关书籍杂陈，电视台整日播放着民国时的政治阴谋和爱情眼泪，报刊网络上，谈论民国的文章也开始流传。有人开始研究民国人物的“绰号”，甚至有人选出了“最适合娱乐圈的十大民国人物”，杨度等人赫然在列。
    “民国”一时成为人们眼中“暗自散发文化热力的关键词”。难怪有人感叹，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一类的书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王国维、陈寅恪了”。
    不过，人们追思那个人人都个性突出的年代时，用的却是一种并无个性的、雷同化的泛滥方式。
    尽管封面上印着“风度”、“秘闻”、“真相”等等大相径庭的字眼，在许多出版商的眼中，这些书只有一种含义。这个含义从福建一位同时操作着两本“民国”类书籍的编辑嘴里脱口而出：“好卖！”
    清宫类的书出得差不多了，人们胃口也该没了，该编辑透露，民国领域现在变成了同行的新宠。一位在民国史民间研究领域小有名气的作家则透露，他正在写的一些专栏和随笔尽管还没结束，却早就等着结集出版，连书名都想好了。
    在热闹中待久了，总是让人想起曾经的冷清来。1999年,当学者傅国涌第一次提笔写与民国有关的文章时，这个领域还“远没有这么热”。
    当时，有人约傅国涌写几篇晚清民国的文章。他并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现成资料可以阅读，所有的文章典故，都是他从原始的材料，诸如传记、回忆录等中积累和搜集而得。
    近十年过去了，傅国涌在这个领域中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发言权。他所开的专栏和所写的博客，拥有不少拥趸。他努力推崇的民国人物风采，也逐渐为时下人们所欣然接受，并成为热门话题。
    傅国涌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的第一本书《追寻逝去的传统》，由湖南兄弟文化公司操作。不过，该公司总编辑、前《书屋》主编周实有些无奈地承认，把这本当时好评如潮的书，和众多的“素描”、“掌故”放在一起，一定毫不起眼。
    周实发现，每一次出版热潮中，真正的精品总是只有很少几本，而大部分图书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结果是，最初的思想火花“很快陷进一片沼泽”，突然涌起的民国热泥沙俱下，把一些优秀的作品埋没了。

    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

    “喜欢民国史的人，都感觉那个时代不管如何，还有趣，而现在是多么无趣的时代。”学者谢泳这样概括民国文化为何逐渐流行，“对文化上有些追求的人来说，现在真是很乏味，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好玩的事。”当人们对这种同一的现代面孔开始厌倦，就会去寻找慰藉。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被屏蔽的这些“有趣”元素，逐渐开始流行。
    傅国涌认为，有关民国的话题，包括整个近代史的话题，一段时间中属于敏感领域，甚至“禁区”，是因为那个时代“离现在太近，跟现实是连在一块的，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对民国问题的讨论，都会指归到当下。
    比如，民国史中牵涉的历史分期标准，有时会成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问题”。谢泳最近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总要专门讲两节“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政权和政党形式”。他发现，在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理解中，一些有关政权变革的历史划分，经常成为理解的障碍。目前采用的“新文学”或者“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说法，在他看来“都有政治的因素在其中，都隐含有或轻或重的价值判断”。如果去除这些考虑，至少从教学方便来说，其实可以最简单地称为“中华民国文学史”。
    根据谢泳的观察，某些非学术因素，把简单的事变得复杂。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个人层面一些思考和探求的进行，以及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民国的一些话题，正在慢慢获得表达的渠道。
    在出版界，找到这种渠道的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在进行中。周实记得，当时刚刚“解冻”，民国时一批作者的作品，如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书，得以出版，并且销出了很高的数量。
    这种作品出版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到90年代，转向当代研究者对当时作者命运的探讨。“民国一直是出版界有想法的人喜欢的领域。”周实认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比较容易说出东西”。如今，今人的评述性研究，已经取代民国时期作品，成为新的出版主流。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化”之后的“解冻”，谢泳对“民国”话题“由冷变热”更倾向于积极方面的理解，将其视为公众多了解了一些历史的真相，对历史有了一些新的判断。
    “也就是把历史还原到接近历史真相那一面，或者再简单说，就是对"民国历史"多了一些正面评价。”
    在这种变化中，他能感受到逐渐生长的本国国民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过去，人们的认识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的四大家族”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而现在，持这种片面僵化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起码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曾国藩是汉奸”这样的结论，已经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翻开一本本关于民国的书籍，好像掀起了一块块幕布。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们，在上面演出着令现代人“目瞪口呆”的大小段子。大多数作品和读者评价，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些或放诞，或嚣张，有时甚至略显荒唐的故事上。
    一时间，民国人物的“风流”和“真趣”成为人们一本正经追慕的对象，或饭后茶余的谈资。
    从这种趣闻趣事的风行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看到了“大众传播和学者研究中间的距离”。他表示，这样的“戏说”，从当年各种帝王剧开始，影视、出版界的一些作品，从研究的角度来看，都是不严谨甚至不真实的。
    曾有学者不断对此进行批评。在杨奎松看来，这种情况难以改变，是因为戏说的作品，有着不可改变的读者群。他们不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的阅读可能只是在火车上打发时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专业研究人员的文章，往往因为过于艰涩，很难进入大众传播。
    几年前，他为杂志《百年潮》编稿子，曾经试图改变学界的这个顽固习气。他找了一些很好的专业论文，请作者改写，目的是要“好看”。不料，有的改写虽然“好看”了，却完全失去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演绎成分很多。还有的，则干脆交不出稿。
    “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篇文章中，杨奎松这样写道。
    而如果历史学家不去做说明历史的工作，其结果，“文学家，甚至是编书匠就会捷足先登”，造成“许多早已被研究清楚的问题，完全不为社会所了解，而历史题材电视剧或历史小说当中旧说陈袭，却影响甚广”。
    傅国涌认为，趣闻风行的另一个原因，仍然是因为，若想真正深入研究民国历史，必然要涉及对政党和政权形式的评价及判断。这种情况下，写趣闻趣事的方式，成为避开现实问题的一个途径。
    他本人就成为许多类似逸闻的传播者之一。不过，他对民国故事的这样一种民间写法，有自己的见解。
    “书是写给两种人看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他认为，许多有些看上去是逸闻的东西，“里面是有筋骨的”。对于那些普通的读者，他们起码可以单纯地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到当时人的生活状态，获得一些知识和启迪。而对于那些有心的读者，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传达的东西，他们是可以看到的。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物和生活，毕竟是件好事。“喜欢民国历史，至少比欣赏“文革”十七年历史，在趣味上要高一些，在智力上要难一些。更多人了解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没有什么不好。”谢泳说。
    杨奎松也对这种现象表示了宽容和理解。他认为，类似作品里面只要有研究，有关怀，总是可以对传播历史观念起到作用。
    更多更深的，却是遗忘
    不过，傅国涌也觉得，有些“逸闻”的传播，似乎太多了点。

    几年前，他着手写一篇关于王世杰的文章，当时搜集材料，发现网上几乎没有比较完整的东西，而各图书馆的资料也非常少，他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资料。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颇有影响。再后，他上网搜索，便发现了不少关于王世杰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里面引用的材料，许多出自他的文章，有的甚至经过了数次转引。
    同样的问题逐渐多起来。傅国涌写文章时，总是比较重视史料工作，如今他发现，许多关于民国人物的著作中，关于同一个人的故事，反复提及的总是相同的几件，有的甚至在引用中以讹传讹。他自己就发现过，有人引用他文章中的史料，却连他自己所加的评论也作为原材料加了进去。
    “市场上出版的书，注水的本来就很多”，如今傅国涌发现，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民国类图书中。
    同时他发现，在选材上，只有一部分名声较大的民国人物，在出版物里面“走红”，似乎大家都在谈论陈寅恪、吴宓。其结果，许多非常能反映民国时代特点和思想的人物，仍旧被人冷落。
    而另一些人尽管走红，却是因为一种并不正常的宣教。例如闻一多，长久以来作为革命斗士被宣传，竺可桢，则作为爱国科学家写进教科书，这导致了他们身上更为珍贵的理念和精神，反而遭到遗忘。
    杨奎松则注意到，即使是在比较用心的作品里，因为史料的使用方式、语境的交代等原因，虽然所有材料都有出处，却在经过作者编排使用后，“说的是作者自己的话”。他认为，这同样是一种不真实。
    “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却是更多更深的遗忘。这似乎提示着，无论表面看上去多么热闹，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一篇书评作者对这个现象，发此感慨。
    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民国史料，傅国涌感叹，这将是一段需要很多人，经过很多年努力才能理清的历史。因为离当代时间较近，史料比较庞杂，这原本是一个需要一定学术素养才能进入的领域。然而与此相反的事实是，他发现许多人把民国史的这一特点，当成了可以轻易进入的低门槛。

劳动合同的真谛
张五常
来源：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

    国内称「合同」，我爱称「合约」，是同一回事，只觉得「约」字是仄音，较为顺耳。
    写了几期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读者反应多，同意或反对的都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所在。是我之过：怕读者跟不上，没有把经济理论的要点写出来。今天看，劳动市场的反应愈来愈麻烦，不容易的理论也要申述一下，希望北京的朋友用心细想。

    首先要说的，是新劳动法的意图是把租值转移，或把劳资双方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有多种，为祸最大的通常是干预合约的自由选择，而新劳动法正是这种干预。如果从资方取一元，劳方得一元，没有其它效应，我们不容易反对。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得六毫，社会损失四毫，不利，伦理上也有支持的理由。但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不得反失，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接受了。目今所见，新劳动法的效应是劳资双方皆失！某些人会获得权力上升带来的甜头，但不会是资方，也不会是劳苦大众。是中国经改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低下阶层的生活改进。这几年他们的收入上升得非常快，说过了，新劳动法把这发展的上升直线打折了。
    从一个真实故事说起吧。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桂林大疏散时坐火车顶到柳州会合母亲，继续走。柳州疏散得八八九九了。母亲选水路走，要从柳州到桂平那方向去。她带着几个孩子到江边找船。不知是谁找到一艘木船，情况还好，可用，但船夫何来呢？该船可坐约三十人，找乘客联手出钱不难，但要找苦力，船行主要靠苦力在岸上的山脚下以绳拉动。找到的十多个苦力互不相识，是乌合之众。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是大客户，参与了拉船费用与管理安排的商讨。花不了多少时间，大家同意选出一个判头，算是船程的老板，苦力人数足够，工资等都同意了。船起行后，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管着拉船的苦力，见偷懒的挥鞭而下。

    母亲是我曾经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落荒逃难之际不忘教子。船起行后，她静悄悄地对我说：「那个坐在船头的判头老板是苦力们委任的，那个在岸上拿着鞭子的监工也是苦力们聘请的。你说怪不怪？我知道，因为他们洽商时我在场。」

    一九七○年，在西雅图华大任职，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家小住，提到他正在动笔的关于公司的文章，我认为他的分析不对，向他举出广西的拉船例子。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内，脚注说是我的。后来Michael Jensen与William Meckling发表他们的公司文章，再举这例子，说是McManus的。八十年代后期，一位澳州教授以拉船的例子说苦力是被雇，不是雇主，文章题目用上我的名字。胆大包天，他竟然到港大来讲解该文。我在座，只问几句他就讲不下去了。

    听说北大的张老弟维迎曾经研究过究竟是资本雇用劳力还是劳力雇用资本这个话题。我没有跟进，不知维迎的结论。但我想，谁雇用谁大可争议，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交易费用有别，减低交易费用是经济发展之途，而从这角度看，合约的自由选择有关键性。

    这就带来我自己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整篇文章是关于劳动合同的经济分析，没有其它。首先要说的，是劳资双方是合伙人。一方出力，另一方出钱，不是合伙是什么？合伙当然不是仇家，毋须敌对。当然，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合约都可以有纠纷，但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呢？首先是史密斯的造针工厂，分工合作可获大利。上述的拉船例子是另一方面的合作图利之举。一艘可坐三十人的船，一个人拉不动，要用苦力十多个。船大乘客多，十多个一起拉，每个乘客的平均成本比一个苦力拉一只小艇的乘客平均成本低很多。为了减低成本而获利，大家就「埋堆」或组成公司了。「公」者，共同也；「司」者，执行也。

    还有另一个远为湛深的问题，由高斯一九三七首先提出。「被雇」的劳工，大有奴隶之慨，由老板或经理或管工指挥工作，不靠市场的价格指引，那是为什么？其实不是奴隶，因为劳工有自由不参与公司，可以自己到街头卖花生去。参与公司，服从指挥，自甘为奴，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埋堆入伙有利可图，而高斯拿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思维，是公司内的员工的操作贡献，缺少了像街头卖花生那样有市价的指引，公司的形式就出现了。高斯之见，是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可以很高，公司替代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一九三七发表，是古往今来第一篇重视交易费用的文章。

    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贡献主要有四点。一、埋堆合伙，高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而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例如以劳动合约替代了在街头卖花生的市场产品合约。二、高斯说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没有错，但公司之内的监管或拿着鞭子的行为，是起于劳工的薪酬一般不是直接地以产品的市价量度，而是以工作时间作为一个代替（proxy）。三、从重要的件工角度看，按件数算工资，劳动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如果一间工厂内所有的产出程序皆由件工处理，老板只不过是个中间人，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分不开来的。四、劳工或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合约的安排不仅变化多，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合约的伸延而串连到整个经济去。结论是：一家公司的财务可以有界定，但从产出的角度看，公司的或大或小是无从界定的。这就是十多年来西方兴起的「企业大小无关论」的火头了。这也是目前国内工厂倒闭引起骨牌效应的原因。
 任何企业或公司或工厂都是一家合约组织，这组织的形成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如果没有自由的合约选择，这非常重要的费用节省是不能办到的。这样看，像新劳动合同法那种大手干预合约选择自由的法例，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是不能低估的。

    这就是重点。意图把收入或租值再分配的政策，或大或小对经济有害。如果一定要做，我们要用为祸较小的方法。我们要先让产出赚到钱，才考虑拿出刀来下手。埋堆合伙，通过自由的合约选择而组成公司，劳资双方有利可图，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大手干预这合约的选择，在图利的关键上政府手起刀落，何来租值或利润再分配呢？这解释了为什么凡是左右合约的政策，例如价格或租金管制，对经济的杀伤力历来比抽税、补贴等政策大得多。一九七一美国推出价管，导致经济大不景凡十年。今天中国的新劳动法，如果严厉执行，其祸害会远比美国昔日的价管严重。

    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有资历评论新劳动合同法的人。学问本钱足够：合约经济学是由我始创的，从而促长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重要的分成合约与件工合约，经济学者中只有我一个深入地调查过。合约法律有研究：曾经花了一个基金不少钱，请了一组助手调查商业合约法律达五年之久；七九年一篇文章，被美国某学术机构选为该年最佳法律研究作品；我拜读中国的合同法，则是六八年在芝大亚洲图书馆的事了。实践经验有来头：尝试过生意多项，跑过工厂无数。

    这一切，恐怕比不上在感情上有需要对自己作一个交代：幼年在广西结交的小朋友，差不多全都饿死了；自己近于饿死好几次；后来虽然父母有钱，自己喜欢结交的一般是穷朋友——今天香港西湾河还健在的老人家不少会记得吧。

2.纪录片推荐       新片推荐

《老安》
获奖情况：入选2008柏林电影节
2008/ 中国
导演：杨荔钠

50年经典纪录片推荐

《60年代的伯克利》Berkeley in the Sixties (1990)
Cast: Mario Savio马里奥, Clark Kerr克尔, Joan Baez琼, more...
Director: Mark Kitchell马克·凯彻尔

Rating: Not Rated
Studio: First Run Features
Genre: Documentary
Running Time: 117 min.
Languages: English

Synopsis展现了60年代的愤青们的流行文化

简介：《60年代的伯克利》是对20世纪六十年代左翼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心即便令人不舒服也是很有意味的回顾。在1964年，加州大学设法压制运动分子发布文学作品和在学校的露天广场演讲，言论自由运动受到全国关注。12月3日，州长帕特布朗命令拘捕占领了大学礼堂的示威者; 1,500多示威者被捕，这也是在美国历史上拘捕人数最多的一次。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使不满在伯克利校园蔓延， 电视报道的1964年抗议和随后与警察发生的冲突点燃了其他校园发生类似的示威。作为校园之外，伯利特还是黑豹党发展壮大的根据地，相对已经组建起来的民权组织，他们采取了更加暴力的方法。从布朗到他的继任者罗纳德，示威行动以及官方反应被有效记录下来，还补充了对运动分子的当代访谈，以及观察家们对那段时期的回顾和反思。

《内战》The Civil War - Collector's Set (1990)
Director: Ken Burns 导演：肯·伯恩斯

Rating: Not Rated
Studio: PBS Home Video
Genre: Documentary, Military, Civil War纪录片，军事，内战
Languages: English 英语

3.纪录片人观点

台湾导演汤湘竹&制片人叶如芬 在纪录片沙龙谈纪录片(上)

【导读】：
1、台湾纪录片状况
2、纪录片的田野调查（调查）
3、关于《寻找蒋经国》
4、关于《山有多高》

一、台湾纪录片状况

关于台湾纪录片辅导金
叶如芬：是台湾新闻局的，就是辅导，他会给你一些规范，比如说你想做纪录片，因为你没有资金，所以你自己要去做一些调查，做一些你自己想象的企划案，做完以后呢，你投给他，那他们会，比如说给你两三个月的时间做这个企划案，就是他那个事情蛮庞大的，但是他有规定，比如说这个导演，就说给你两年的时间，你要完成，他也有这样的规矩。所以说我们平常做电影的话，如果资金不够，我也去看，也真的台湾比较好的一面，就是说他们对大众文化传播，对纪录片，他们会有比较好的心态，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规范，就是说你自己做你想做的。

关于台湾纪录片民间基金
叶如芬：民间我比较没有触碰，当然也有，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的基金，他们会为了他们自己的事业做基金会，那你也可以，可是你跟那个企业的基金会的话，你就要符合他的精神，不一样的形式，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援助什么弱势民族或者是一些儿童，他希望你做这些，那他会有规范。但是台湾这个部分比较丰富，也比较多。

台湾纪录片在电视台放映情况
叶如芬：台湾纪录片在商业电视台比较难播放。大部分都在公共电视台。
第一个因为没广告，第二个就是因为，其实做为电视节目来讲，像商业的电视台，他必须要有一个收视率的考量，如果要收视率经费比较困难，尤其是你在那个时代，比方说八点档，就是跟中国大陆应该都一样，尤其是电视台，他会做这样的考量，所以还会比较困难，而且他们因为要进广告，在十分钟里面，他会在某十分钟剪一个缺口，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纪录片比较伤害，（公共电视台）是因为是他们国家的，而且他跟全世界其他的公共电视台去做平衡交流，所以他比较，他更没有营业目的，所以他放任何的东西都不剪，一放就是整个片子。所以对我们做纪录片的来说，如果你要找重台播放，一般观众看的话，一定首选公共电视台。
收视的观众群也不会小，因为有电视的地方都能收到，台湾有四个台吧，现在有七个台，包括（原住民电视台）、（客家电视台）都是公共的，其他的有线的就可以付费，一个月加台币500块就可以装有线，就可以看到六七十台。

我觉得台湾政府也并不在意你纪录片的题材。完全不干预，如果他干预当初审企划案的时候就不会过，可是因为审企划案的人原来也都是一些电影界的人，都是文化界的人，所以这个比较正统，台湾新闻比较开放，对比大陆当然来讲我觉得是真的开放，如果是这样的话，像《蒋经国》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因为我们非常开放的角度做的。

台湾纪录片在影院放映
叶如芬：台湾纪录片可以租影院放映，电影院租一天基本上是两万。然后放七场到八场。
他会让你找另外一部加着。比如说半个小时，因为他也有很多短片或者什么他可能会给你加着一起放，但如果说你硬要，就是说他放一个小时，他会算你时间，按一小时算。
汤湘竹：我自己觉得纪录片要超过一个小时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要让人可以看到一个小时以上，那个东西要非常非常好，要不然撑不住。

台湾纪录片的收支状况和创作人的收入来源
叶如芬：需要时间，慢慢的来平衡收支。
汤湘竹：我们独立做的，基本上都是没有报酬的，包括工作人员他们，都不可能有报酬。

叶如芬：台湾也有专职的纪录片，他们就一年可以做好几部，交叉做，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可以靠着做。但是通常，一般来讲就是他们除了自己做纪录片，他们自己可能会接别的工作，比如说广告，或者做连续剧，也有这样子，或者做电影导演，然后他自己，我就会拍一下纪录片。那像我是电影纸片是我的专职，我一年大概拍两三部电影，或者是我做别的电影是兼职，但是纪录片是我另外一场戏，他也一样，因为平常是做电影录音室的工作，也就是说要看状况，纪录片我们要拍半年，我就会比较专注在这个上面。
汤湘竹：我现在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以前经济负担没那么大，所以要做什么就趴进去了，但是现在比较难，因为孩子大了，经济需求比较大，现在要平衡，要见缝插针，要凭经济因素了，经济条件，还是以前比较开心。

关于台湾纪录片的制片人角色和主要工作
汤湘竹：骂导演。
叶如芬：因为我自己做电影做了很久，所以我觉得做纪录片不应该这样简单，因为他很单纯，其实制片人只是帮导演操控预算了，预算在我手上，所以我自己很清楚什么方法。我从来不愿意导演负债，我通常做片子很讨厌导演欠钱拍，这是第一的。第二个就是我会想办法帮他推，这个影片完，我会想的怎么样比较赢利，我希望让很多人看到。
当然，推广的事情我会去跟导演商量，然后，我会去跟电视台谈，大部分都是，因为台湾的导演都比较独立自主，所以他们自己也担任制片人，可是因为他工作太忙，因为他在创作，所以我必须要帮他分担其他的杂事，所有的杂事都会在我手上，当然有些谈判我会比较主动，在我位置上，更会知道怎么去跟人家交涉。

二、纪录片的田野调查（调研）

调研的比例是跟拍戏一样重要的。
汤湘竹：我第一次拍纪录片，《还有多深》，申请台湾的纪录片指导金，台湾大概就三个名额，我从来没有拍过纪录片，然而很多台湾的纪录片前辈都会竞争，我其实没有把握，但那一次，我被争选到了，原因是因为我做的田野调查，因为我自己做电影，所以有个习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笔记。后来把那个笔记放大，就是叫做关于马目诺的兰屿日记。

很简单，如果今天要拍你爸爸，从家人开始，你要怎么开始去了解你父亲，而且如果变成在影像里面，你会让大家来看你的父亲的话，你会用哪的角度看你父亲，那不是只是你自己，你要让所有的人看到，我肯定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去了解过身边的人。

然后我觉得，就是再卑微的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都有他特殊的意义，所以不管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纪录片，如果你要让这个人成为一个纪录片的话，你要找出他让大家看的那个意义在哪里，比如说郑琼，我可以把她拍成纪录片，找到那个焦点是什么，然后再去了解她，然后才能拍。这些内容全部在你做调研的时候要完成，最重要的基础是调研的工作，你调研到什么程度，决定你怎么把这些调研的内容，做成完整的一个纪录片。

其实当你调研做的很详细以后，那个人的行为举止或者其他，你都会了解和理解，绝对不会再用摆拍的方式。比如郑琼永远走路很快，你就在后面跟着她走就好了，因为他人小志气大，走的快，思想也快。行为决定思想，再比如，她在餐厅叫菜的方式，永远都讲话口气很冲……

我们做《寻找蒋经国》的调研的时候，我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在看他六万张的照片，就是每天在看照片。我们收集的时候，看的有一百多份资料，然后我们采访了98个人。看那个照片，到后来，我突然觉得他好像是你的朋友还是亲人什么的，他的一个眼神，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个太恐怖了。
对我来讲，过了40岁最重要的就是做了《寻找蒋经国》跟做电影制片人这两件事情，这都是很大的挑战，做制片，你身上只有200万，要做800万的事情，然后一开始，没几天你就发现工作人员的薪水要80万，你要怎么办，所以那个事情太难了……

如何写调研日记
你在工作时要有条例的，比如说今天干了什么，你要记录。日记纯粹就是要做记录，感觉和做过的事情一样都要记录，比如：“感觉很美，”“他我面前尿了”，或者是“现在酒喝了很多”。日记我喜欢自己回家整理，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有一个空间，就是你把最强烈的写下来把它放在那，后来你再过一两个月再开始去整理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距离了，你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冷静的想法看这个东西，我做纪录片是这样。要放一段时间再开始，才会可以做一个比较满意的版本。

而且那个工作日记对你以后剪辑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剪辑的时候，再回头看当时的心情，剪完以后自己觉得不好看，然后你看看前景调查，自己出来了。比如看我们同样做这个事的重点在哪里。对，看看重点在哪里，然后把重点找出来之后，这样子。

因为做纪录片现场发生的状况都不清楚，会有很多临时的状况，但是那个方向，如果田野调查做的详细的话，那个方向是可以掌控的，这是我做的第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学到的一件事情。
《海有多深》时，我中间犯了很多错误，包括急躁，纪录片最大的忌讳是急躁。你必须要和拍摄对像保持到什么样的距离，我当时天天追问马目诺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后来问过他，当时他有没有烦我，他现在已经过世，他说我也会觉得烦，但不过你是我好朋友，所以，很幸运，这一关我过了，因为马目诺是我的好朋友。

纪录片改变不了什么
纪录片绝对不是漫无目的一直做的，《山有多高》被我剪掉那一部分，其实是我后来遇到的最大障碍，我拍的那个学校的小朋友，几乎没一个有爸爸，没一个有……他们的父亲是第一代到台湾打工的原住民，要么是肝硬化，要么喝酒出车祸什么的…或者自杀。他们是第一次接触现代生活，然后受到很大打击的人。但我只能剪掉了，因为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除非靠国家的政策力量处理，其实自己帮助不了他们，我改变不了什么。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什么侠客，所以这个道理也是经过那个才想通的。

现在做的项目《路有多长》
《路有多长》创作背景
汤湘竹：关于49年之前，到大陆来的台湾籍的老兵。国民党刚到台湾的时候，在台湾征兵，因为那时候台湾也经济崩溃了，所以他们有几个好的条件，第一个可以学普通话，第二个退伍后可以安排工作，然后绝对不会离开台湾当条件，但是台湾其实经济情况非常不好，所以国民其实是去从军了，但结果是送到大陆来（打内战）的。那时候我是看资料上统计有一万，大概被征兵有一万五千人，包含（原住民）还有闽南人、客家人都有。最后存活大概两千还是三千人。后来他们有一些也回到台湾的，有一些留在大陆，那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就想做个对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要寻找这些留在偏远地区的，49年前来大陆的台湾籍老兵
三、关于《寻找蒋经国》

对于蒋经国的个人感受
汤湘竹：做蒋经国这样，像我这个年纪的会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从求学过程到20几岁，就是在蒋经国的时代，整个国家的气氛思想全部被他控制住了，后来找我做蒋经国，那个时候，离被他控制的时代不到20年，我做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思想指导。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一帮人骂我。

关于《寻找蒋经国》最困难的部分
叶如芬：最困难的我觉得是，刚开始做白色恐怖的那一阵子，我很担心他忘了要做什么怎么办，我非常担心，因为他那时候很陷入深，他拍了有一段的时候，跟我讲：我现在觉得以后一定要来做白色恐怖片子，我要帮每一个人做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就开始在那儿研究，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书籍资料，全都是在看白色恐怖时期的。那一次，三四个月，我很紧张，我比较担心这个，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自己拍电影，所以也常常到国外拍，像去俄罗斯、去美国，去俄罗斯我紧张一点，因为那个是我们第一次要去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其他在创作的状况我觉得还好。

汤湘竹：我最难过的是完全不知道蒋经国在想什么，像蒋介石有时候会说漏一些，他会说年轻的时候逛窑子什么的，犯了一个大错，真是不应该，忍不住去了等等，像这样的话，蒋经国没有，有一段，他从俄罗斯回来的时候出过两本书，《冰天雪地》和《我在苏联的日子》，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刻意的讲给别人看的。所以那个在俄罗斯那一部分，用动画的那段，我觉得他是在吹牛。还有在孤儿院，蒋经国跟小朋友讲的故事，我也觉得他是吹牛。所以用动画来显现，我觉得还比较好。

购买历史资料的情况
叶如芬：资料我在北京这边也买了台币30万，等于人民币有9万多。台湾和美国都很贵。按秒算价钱，另外看你要的年代，还有一些不能公开的。你必须要去写一些中文去申请才行。
汤湘竹：我们跟国民党那个党史会申请那个资料的时候，他们最好的没有给我们，他们对台湾公共电视很感冒。
叶如芬：我们那时候找了其他的蒋经国纪录片有12部，《凤凰卫视》也做。但是我看他们用的资料片都一样，因为他们需要宣传，。所以我们就要跟他拍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再去找跟他相关的其他资料，因为那个比较珍贵。就是说他用这种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我们只是多花了一点时间。
叶如芬：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谁。整天那个时候他的状况也是，一路又在回去又剪接，所以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剪接讨论。后来那个（姚奇东）出来帮我们租了碟，带出来剪接，给我们一些建议。
汤湘竹：做这个片子过程中蒋经国的家人也会反对，我们不能骗他们，我要做白色恐怖的部分，会告诉他们，给他们看，后来蒋经国大媳妇，他约我们下午见面，但她没有来，托人给了我们一个像公文一样的东西，她说你们这个并不特别，很多人讲过了，你可以访问谁谁谁，都是旧的思维。他最小的媳妇打电话骂我。
但是其实我觉得蒋经国是属于大家的，他们既然这样子，那就算了吧，就是他们放弃了他们解释的机会，那我就用我的方法解释。

做这个片子开始的时候，我会有种自卑感，但是我觉得很容幸，就是这个题材，上百人排队要拍这个东西，一开始我会有自卑感，因为我又不是学历史的，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碰到学者或者是当时历史上第一线的人物或者什么，唯一的弥补就是当时看书，看资料，慢慢的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在朝这个方向前进，那三年看的书超过我其他十几年看的，一直在看，睡觉常被书打醒。但是这个情况很有趣，大概到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你慢慢开始可以对话了，可以比较坦然的对话，到了中期以后，有时候还可以抓人家尾巴，有些事可能不是这样子，那好我们换个方向再来一次，诸如此类……我觉得，其实当你碰到这个题材必须要这样做，要不然永远没可能。
那个时候后悔小时候不读书的。我现在在学术界的朋友，一般写他们的看法给我，我完全没有办法回，他们那个理论非常严谨，然后很严格。那我们之间的距离在哪里，为什么没有转一点方向做，我们学到很多。
那个时候，资料太庞大了，很难找到线索，就是从一个点开始做，慢慢就延伸延伸，然后你在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具备什么素材了，什么素材不够，因为又会访问，例如，这个人讲的事情蛮有趣的，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又是另外的样子。至于大的框架一定会有一个，我们必须什么时候，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你不能跟别人一样，跟以前一样，这个角度选定了以后就好办了，其他的部分就是线索的搜集，以及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美感。不过美感很难做，因为历史事件太多了，你要有美感在里面，这个很困难。尤其在第五集的时候，我本来希望做6集，公共电视说5集配进去刚刚好，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播出，所以就给我5集，所以我觉得那个旁白喋喋不休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我还是要留一点点空间，最后坐火车的镜头，就是留有一点点空间在里面的。

我必须承认拍蒋经国也是主观的，这个不可能客观，客观不了。你看待一个事情的时候可以客观，就是说我知道一个比如像人权事件：一个台湾人，他在美国参加了反国民党的活动，然后他回台湾参加一个研讨会，一天晚上被人带走，第二天陈尸在台大的校园里面，就是（陈文沉）教授，那个历史我们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我看这段资料的时候，看他的照片，看他的尸体在解剖台上，他父亲站在旁边，看着镜头，接下来照片是他父亲就穿着上面写“还我公道”的 背心，到处抗议。我现在想说，如果是我的孩子发生这个事情，我一定想办法帮他讨回来，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投诉无门的他父亲到死都投诉无门，其实在做歌颂蒋经国经济或者民主开放这一面的时候，还有另外那一面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事情要怎么柔和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的挑战。

但是拍完以后，你必须冷静一段时间，这个事情怎么判断，然后跟一些很好的朋友（像廖青松）聊，一起剪接资料。制片人叶如芬会一直骂我，我就知道我必须要回来理解，不能脱离观众的角度看这个事情的。

《寻找蒋经国》素材量
叶如芬：素材有三四百卷，快到四百多卷的带子，资料片就有一百多卷。一共才剪五集。
汤湘竹一直很想六集七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公视希望我们尽量在五集完成，他要考虑到观众观看的习惯。
汤湘竹：做这个片子不可能口述历史，没有人可以口述历史，就算蒋经国活着，他也不会讲真话，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挑李登辉，就算李登辉来说也他自己说的。
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拿蒋经国跟蒋介石的决裂来说，蒋经国当时也知道政治现实是什么，他必须这么做，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说他每次只要在苏联一集会，第一件事就是骂他老爸，他有些朋友就说不要再骂了我们都知道了，不用再骂了，都受不了了。另外，像在工厂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玛丽亚就说，从来没有看他难过的样子，他一直都是笑，你们能想象他有多痛苦。
我觉得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上海的事件，他是真的要跟父亲决裂，但是后来我想他年纪越来越大，他应该也知道政治现实是什么东西了。

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倒不属于文化层面的，我去访问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现在还活着的。他们去那里读书的时候是在国共合作的时期，中山大学的人跟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有太大的关系，包括邓小平，都在那个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每个人想着救国，是一群热血青年，但是这群人后来因为受限于自己的私欲或者是局限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了今后的分裂，可一开始的初衷是很感人的，一样就是为了救国，寻找救国的方法。那这部片子放完以后，我觉得台湾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检讨，台湾的政治怎么变成现在这种状况，我觉得现在很可惜。

四、关于《山有多高》

创作《山有多高》目的
汤湘竹：我想说这是一种家庭式的，家庭录像这种东西，因为台湾的外籍老兵这个族群其实是很隐性的，因为人数越来越少。但在台湾对我这样的外省体系的第二代来讲，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父亲这一辈的人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从家庭来出发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那个DV本来买了是要拍小孩的，后来父亲一中风以后，我就担心儿子来不及看到爷爷，我怕他这样过去了，所以就拍我爸爸，也没有想到做纪录片，另外想到带他回家才想做纪录片。

其实我觉得做这种东西，有时候自己的一个情感洗涤，应该这么讲，当你做完以后，你看待这件事情会换一个比较过然的方式去看，到我这个年纪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了，就是上一代的要消失，新一代的要成长。

《山有多高》田野调查
汤湘竹：山有多高的话，因为我对父亲（的调查做了快四十年），所以没有问题。那我想做田野调查的事情还是搜查资料，不过我想田野调查是纪录片开始拍摄之前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他付出的心血其实跟拍摄是一模一样。

《山有多高》放映后观众的反响
汤湘竹：山有多高，我有跟（郑琼）说过，在台湾也有一些放映的机会，然后，《海有多深》放完以后大家会很想发言，或者吵成一团，因为那个讲原住民的事情，但《山有多高》每次放完，大家都静悄悄的，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每次我要离开那个场地的时候，外面都会有人，大概80%，都会有人哭着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一些话，那我想，跟我一样背景的，或者是父亲也是不在了，或者是已经回老家，甚至也是湖南人，跟我一样的，都有。但那个时候，做的时候，那个公共电视他们有那个制作单位，他有一些看法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铺盖地域性太强了，就是比较不够国际关注，但是后来证明其实大家情感都一样了。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性的朋友看完很生气，说为什么没有女性在里面，我说如果妈妈在里面这个篇幅一定是三个小时一个，太吵，很爱讲话，要换另外一个片子的。不过还好，中国的传统形象，父亲的形象是很安静的。

谈纪录片《山有多高》对自己的意义
汤湘竹：不过我在做这个之后，大概是。就是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那个在去年半年之内里面的老人很多都过世了，我姑姑也过世了，我婶婶过世过完一个月，然后我父亲又中风了，他是中风比较严重，他现在就剩下皮囊，看到那个纪录片，幸好我拍到一些，把这些最美好的事情留下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常在这个时候觉得那个纪录片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像我第一个纪录片还有个说那个（马目诺）也过世，我是觉得这些事情还是蛮值得说的，对比一下。等以后，后面的人知道，在我存活了这个时代里面，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然后最美好的一刻是什么，不管世界怎么变，我觉得意义在这里。

入行原因
汤湘竹：你刚提到那个《恋恋风尘》，那个电影是我会进入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原因，那时候我在当兵，然后在戏院看这个电影，看完那个心口热热的，当时，然后我就，我进电影学院系有很大影响。
最后《山有多高》拍那个桃花的镜头很长，就是模仿一下，我在向侯孝贤致敬。

关于纪录片的音乐作曲
汤湘竹：做音乐的陈建年，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原住民），他是（卑南）族的。做海有多深的时候，要找一个做音乐的朋友帮我做音乐。你像他做流行，那种，我听着这个扫不到痒处。后来就把所有跟海洋有关的唱片都买了，买了有一张就是那个陈建民做。当时他还没有出名，还是警察，下面有他的电话，我打电话跟他说，台湾台录像，请您帮我做纪录片的录像这样。然后他还很谦虚，我说很快就把那个带子寄给他，然后写封信给他说我只能给你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等电话，再过了三四天他打电话来，汤兄啊，今天开始可不可以，他就在电话里面谈起这些，我根本不知道谈什么，电话不清楚，我觉得那个（缘份）是对的，后来《海有多深》拍完以后呢，他就得了台湾的金曲奖，也是跟谁，跟张学友还是郭富城一起写的，就是经常给他得奖，也就红起来了，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他就跑到我拍的《海有多深》兰屿那个地方当警察，躲在那个海岛上面，拍《山有多高》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他不是在钓鱼就是在潜水，反正就这样，我说要音乐来了，我说要一些中国民谣的情调，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如果要加个胡琴就好了，我说胡琴？因为我怕担心花很多钱，他说我会拉胡琴，这样子，他说我觉得不够，加个笛子好了，我说笛子？他说我会吹笛子，就是他一个人做的。

关于摄像团队
汤湘竹：虽然用的是很简单的器材，很简单的机器来拍，但是我们那个团队算是素质是很好的，还有摄影师，拍大陆那一部分的是关本良，关本良现在是王家卫的摄影师，然后之前也跟许鞍华拍过，跟关学蒙拍。他是一个很腼腆的香港人，他说他从小家里就把他送到加拿大读书，然后父亲很早就过世，回到香港以后，就想带他姐妹带他母亲，他是独子，一起去旅游什么，但是到他母亲过世他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完成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

拍我父亲最大的篇幅是在湖南，在湖南那一段，那个是关本良拍的。我一直在画面里，之间行程是我安排的。拍摄的时候， 事情的发生，也并不是我导演可以完全控制，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纪录片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就是说关本良跟我是好朋友，制片人也跟我是好朋友，我们都是很贴心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只说一个方向大家都知道了，常常在现场，其实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导演其实没有力气，其实摄影师变成是导演。

摄影师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一次，你看关本良，他都会想在什么位置，他会设计好，如果待会儿我姑姑来握手的话，哪里可以从头拍到位。他会赶快去找位置。
关本良原来不只做电影的摄影师，自己也做纪录片的摄影师，他也当老师，也自己当过导演，很开放的香港人。
一般来说如果摄影师开始红的话，那个钱是赚不完的，但是他现在一年只能拍一部或两部片子，其他就做他想做的事情。
台湾那部分在我家里是我自己拍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蔡正辉，他也在台湾拍过几部电影。他拍的部分基本上被我埋没了，被剪掉了，觉得很对不起他，其实他陪我时间最久。

关于剪辑
汤湘竹：因为如果跟公共电视或者跟台湾新闻局申请费用的话，他有胶片的期限。那我在，我两部片子都一样，胶片的期限，我先剪个版本给他，期限到了先剪个版本，然后等交完以后自己再重新慢慢的剪。因为他常说我是个反应比较慢的人，我觉得我觉得拍完了以后我需要很长时间消化那个内容，因为这都是跟我自己很贴近的关系吧，所以就必须要放开一段时间，觉得他是比较辛苦的，觉得剪的过程也是得…。
叶如芬：剪得时间也很长，我们拍完做完大概有两年多，每部都是两年多，《海有多深》是两年多，《山有多高》是两年多，剪辑我觉得也有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就是他会先剪个版本，因为我们拿不到经费，而且也雇不到人，那版都非常长，所以每个版本其实我有两个版本，《海有多深》我有另外一个版本，很长。《山有多高》更是更长。

对于纪录片的主客观认识
汤湘竹：我觉得不可能有原生态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处理过的，一定是有处理过。你要让看的人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是什么情感，当然是要加工，当然是要安排的，对，我觉得是一个。
汤湘竹：当时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最后跟我父亲聊天，这是很真实的，当时之前的前几天摄影师很急，你访问一下你爸爸吧，问一下你爸爸吧，因为我觉得你爸都没有问他什么，我说别急别急，好事多磨。因为我了解我父亲，在某个时刻我们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他也累了，我们就开始聊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回家感觉怎么样。
汤湘竹：我有一个看法，拍纪录片没有客观的，全是主观的，全是主观因素，所以根本不用计较主观因素，我觉得，因为我们拍了好看的纪录片，都是主观的，从来不相信有客观这件事情，除非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监视器才是客观的，因为他没有剪接，我觉得都是主观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台湾他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像一个选题戏是有这种，如果说电视有专栏有什么，像这种类型的纪录片都是自己有话想说，像那个《海有多深》是因为我在海里面跟那个兰屿人，一个中风的兰屿人游泳，在海里我必须靠他养活，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所以很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山有多高》，纯粹一开始就是想，可以带我父亲回家，就做的。

附录：
汤湘竹
台湾电影界炙手可热的录音师，曾师从杜笃之钻研同步录音技术。
同时也是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和电影制片人。执导的纪录片广受好评，「原乡三部曲」中的《山有多高》获多个国际大奖，更是2003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006年完成的《寻找蒋经国》获得2007年金钟奖最佳导演和最佳剪辑奖。
目前汤湘竹仍在杜笃之陆音室担任现场同步录音师，并且筹拍「原乡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路有多长」。2004年6月与制片叶如芬、许以文、导演曾文珍等合组威象影视公司。
叶如芬
台湾资深专业电影制作人合作对象包括林正盛、王小棣、尹祺、丁亚民、蔡明亮、王明台、汤湘竹、曾文珍等岛内多位知名导演,历年作品包括<<美丽在歌唱>>/<<夜奔>>/<<你那边几点>>/<<天边一朵云>>/<<人间四月天>>/<<张爱玲>><<赤壁>>等.所制作影片屡获国际知名电影节奖励.为台湾唯一深具海外实地拍摄经验之制片人.足迹横跨温哥华/纽约/洛衫基/旧金山/伦敦/巴黎/北京/上海……近几年积极协助新导演制作剧情片/ 纪录片/ 及短片等.触角广伸,成绩斐然.

4，好书推荐

《国士无双-伍连德》
作　　者： 王哲 著
出 版 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伍连德是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现人科学家中第一位为世界所推崇者。自1907年从南洋归国服务，30年间始终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其一生丰富多彩、曲折坎坷，是从晚清到民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1911年东三省大鼠疫流行时，伍连德临危受命，领导了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疫行动，成功地扑灭了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本书试图从大历史的角度，通过伍连德这个人物来展现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奇进程。
作者简介
王哲，医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从事艾滋病毒研究和预防控制，后赴美国从事电脑行业。2004年以“京虎子”为笔名，开始在网络和报刊上发表几十万字的杂文和文史随笔，并创建海外华人综合论坛“清谈天地”。

《乡土中国》
作　　者： 费孝通 著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辑录的《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等5篇著作，是费孝通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本书没有按各篇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序，并取《乡土中国》为总书名，意以其为总纲，可以引领后面各篇的阅读和理解。《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层面。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 年 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会会员；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编辑：邹娟 （www.bjdo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