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视野 第五观察室纪事（冰点观察）
- 纪录片推荐 50年经典纪录片（三）
浩劫/谢尔曼将军的征程/ 细细的蓝线/罗杰和我/生死一线牵
- 《浩劫》（Shoah） 导演阐述
- 《浩劫》（Shoah） 导演简介
- 纪录片影评 用镜头寻找没有痕迹的浩劫
1.
视野
第五观察室纪事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7年11月28日 小题
照片：第五观察室内 黄鸣摄
编者按：这是一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在一家省会城市的二级甲等医院实习时的所见所闻。他只是记录，但“找不到答案”。我们编发此文，把一个陌生、压抑、逼仄的空间，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也许仍难寻答案，唯祈望开敞一些更明亮的空间。
在我实习的这家医院的急诊科，第五观察室是专为三无病人准备的病房。说是准备，并非特意，只是收治的这类病人太多，旧的未去，新的又来，天长日久，便有了这么一间专门病房。所谓三无病人，就是那些既无身份，又无亲属朋友，更无交纳医疗费用能力，只能让医院、医护人员既赔治疗药物费用又搭工夫的病人。
我们这家医院，距离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都不远，人口流动性大，所以收治的三无病人也比别家多。这些病人，从来源上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长年露宿街头突然病倒、意外受伤后被弃置路边或路人突发急症晕厥，被好心人发现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呼救让急救车拉来的；另一类则是警方送来的伤病员。
知道第五观察室，是今年7月中旬，我第一次在急诊科值夜班。那天晚上出奇地忙。忙过一阵，医生对我说，你去第五观察室看看咱们的“活宝”还活着没有。我问，什么“活宝”？他把头歪了歪，微微一笑说，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到那里才知道是三无病人，但至今我也没闹明白他为什么称那个病人是“活宝”。第一次忙抢救，第一次面对病人的死亡，当然也包括第一次进第五观察室，这一切让我的心深受震动，直到凌晨4点才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独自在一片萧条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来到一家小饭馆，点了菜，要了扎啤，喝下去，再看一切都变得朦胧起来，心里这才好受些。
听在这家医院工作多年的保洁员老李说，第五观察室成为专门收治三无病人的病房，已有3年多的时间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无病人都会被收入第五观察室，住进这里的病人，大都无清醒神志、精神恍惚，无法自理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他人照顾。这期间有多少人住进去，又有多少人进去后再没能活着出来，恐怕没有人注意过。老李负责这间病房的卫生以及病人的日常生活。与他闲谈，从他那一声声叹息和愤懑的抱怨声中，我可以感受到许多悲惨的故事。
第五观察室的条件可想而知。这里只有两张简单的病床，如果这类三无病人多于两人，就只能放在地上。由于病人几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床垫、被褥即使换上新的，不过两三天就被他们污染得不成样子。没办法，夏天老李会在床垫上面铺一层塑料纸，冬天再垫一层纸箱拆成的厚纸板，等他们“糟蹋”完了，再换下扔掉。由于他们大小便基本都是拉在裤子里，有的甚至会把老李准备的便盆当枕头使，第五观察室的卫生条件糟糕透顶，气味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医护人员每次进去之前，都要戴紧口罩，深吸一口气憋住，忍一忍，以最快的速度干完活跑出来。虽然每天老李都会对第五观察室进行彻底的清理，也只能保证这病房之外的空气不被过多地污染。
因为这些三无病人所有的治疗费用均由医院承担，对他们的救治是“绝对赔本的买卖”，所以，用药能省则省，最常用的就是生理盐水兑维生素、抗生素，能救治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若他们的病情一再恶化甚至死亡，只要不是因为医院救治不及时造成的，医院也算仁至义尽了。
隔三差五就会有三无病人被收治，第五观察室是急诊科最抢手的病房，几乎没有空置过。这些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饥渴或伤风感冒晕倒在路旁，来到医院，给些食物、饮水，不几天就恢复如初，或自己走离医院，或被医护人员连哄带骗赶走。当然，若病情较重或进一步恶化，就只有在维持治疗下等死的份儿。有一名车祸后被扔在路边的病人，发现时头部和阴囊的伤口都已经腐烂生蛆，又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没几天就死掉了。另一次，两名流浪者被抬进第五观察室，也没能活着出来。住进第五观察室的病人，其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我所见到的在第五观察室停留时间最长的病人，恐怕是那个双足截肢的少年。他2006年4月入院，死亡时间是今年11月初，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由于严重营养不良，他瘦得皮包骨头，每天蜷缩在病床的一角，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呆若木鸡地望着每一个出现在他眼前的人。看样子，他不过十五六岁，却不知怎么落到这般境地。他是因为冻伤，双足坏死而做的截肢手术，术后创面又感染，医生只得进一步处理才挽救了他的性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得过胃肠道感染等病症，可是经过救治，他竟然都活了过来。虽然每天只吃些馒头、花卷，远远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他还是很坚强地活了这么久。而这一年多时间里，许多比他晚进来的人，却再也没能活着走出这间病房。我们曾说过一个黑色笑话，如果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他或许是“同室病友死亡人数最多”的那个人。
11月初的某日，截肢少年不见了，床上换成了一个黑黑的一看就不是黄色人种的病人。听老李说，医院前几天为迎接检查，怕这些三无病人影响医院形象，暂时转移到了别处。等把他们接回来，无不上吐下泻，截肢少年没两天就死掉了。
曾有一个外乡人，从他随身携带的蛇皮袋中的工具看，应该是木匠。我见到他时，他正躺在第五观察室的地上，光着膀子，枕着蛇皮袋呼呼大睡，对满身的蚊蝇毫无知觉。此后，每次见到他，都是瘫软在地上，任人摆布。经过几天的救治和观察，他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护士长就想赶紧把他送到救助站去。可是任护士长好说歹说，人家救助站愣是不要！迫不得已，护士长只得请救助站的几名负责人撮了一顿，对方才勉强答应“考虑考虑”，让护士长等消息。
那天下午一直等到4点半，护士长终于接到救助站打来的电话，让务必在5点半之前把人送到，过期不候。护士长赶紧找保洁员老李，让他收拾一下，给病人换身衣服。可是这时候却怎么也不见老李的影子，打他的手机也不接听。老李已经摸透了规律，这个时候护士长找他准没好事。一直到5点钟老李才出现。气急败坏的护士长，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对他就是一顿臭骂，把他刚买来的饭菜也给扔了出去，看样子恨不得冲上去再给他两个嘴巴。
我们两名实习医师，带了双层的橡胶手套，一人把着一只胳膊，把那人拖出医院，架上雇来的一辆摩的，匆忙赶往救助站。好歹在5点半以前赶到了，我们按照护士长的交代，飞快地架下病人，拖到救助站门口，赶紧逃之夭夭。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洗衣服和洗澡。
两天后，一名护士告诉我，送到救助站的那个木匠，又被救助站送了回来，当天就死了。
晚上我值夜班，和一名医生说起刚刚死掉的这个病人，我不由得抱怨医院不人道医护人员太麻木。他无奈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许多人只是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的眼里只能有不同病情的病人而不能有不同身份的病人，医院要做的是以最低的价钱让患者享受最优质的服务，哪怕三无病人也不能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良好的救治。可是医院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凭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让医院独自承担，“现在是该管的人不管，骂名全落到咱们医护人员头上了”。
张心甜，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住进第五观察室而有身份有家人的病人。
他是不明原因晕倒在路边，被好心市民发现，拨打120，我们医院的救护车去给拉来的。当时他神智不清，躺在病房的地板上呼呼大睡，裤子被尿湿，引来蚊蝇横飞。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破旧公文包里，有身份证、两部手机和一包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于是知道了他叫张心甜，50多岁，山东平度人。医院找了他手机上储存的几个号码，一一打过去，对方无不说这个张心甜是个骗子，不但骗过许多钱财，连手里的手机也是骗来的。医院后来费了不小的力气找到了他老家的电话，联系到他的儿子，没想到他儿子竟然说，这个爹在外面游逛多年，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该怎么处理，医院看着办吧。
护士长听他这么说，大为光火，说家人都不要，咱们干吗留着，干脆扔出去干净。科主任也不耐烦了，说跟院领导商量商量，不行直接找他们乡政府，看他们管不管，“如果他们不管我们就找媒体曝光，我就不信他们不把人接走！”
随后来了医务科的一名科长。听着医护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的抱怨，科长说，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只是对于三无病人问题，涉及卫生、民政、公安等多个部门，现在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定谁该做什么，咱们也不知道该找谁合适。“国家没有比较完备的社会救治保障体系和公共救助基金制度，医院也没有好办法。”
没等他说完，就有人插了一句：“那没人管就成了咱们的责任啦？医院要发展，医生要吃饭，总不能把辛辛苦苦创下的一点儿效益都搭在救治三无病人身上吧！”
通过和医护人员的沟通，我感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优质服务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既然国家把医疗推向了市场，再一味要求医院继续去不计成本、不求回报地“救死扶伤”是不实际的。如果没有人来承担这些三无病人的治疗费用，那出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医院该负责的。甚至，“在医院，死个人怕什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是了”。
虽然科里不断找院领导反映张心甜的事情，要求赶快解决，但是接下来的好几天，张心甜还是好好地在第五观察室待着。
让人气恼的是，慢慢恢复神智的张心甜，经常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溜出病房，衣冠不整地在走廊里乱跑，许多猝不及防的病人和家属被他吓得惊慌失措。由于一直没有妥当的安置措施，护士长只得让保洁员老李给他找了一身衣服，把他的东西带好，在一天夜里让人连哄带骗，推推搡搡带出了医院，在夜幕的掩护下走了很远，觉得他不会再找到我们医院了才把他丢下。
没过几天，听到救护车鸣笛，我本能地推着担架车出去接病号。一打开车门，就听到随后赶到的护士惊呼：“怎么又是他！”
第二次被收治的张心甜多了个心眼，再也不相信医护人员的话，特别是有人试图带他离开门诊楼的时候。后来，医院领导经过不断努力，又和救助站进行了沟通，最后不知道谁出钱雇了一辆车，把张心甜送回了平度老家。
我结束在急诊科的实习后，有一天，听轮转到急诊科的一名同学说，急救车送来一名突发脑溢血晕倒在路边的老人，由于老人一直昏迷不醒，联系不到亲属，只好暂时收住在第五观察室。等第二天其家人循迹找来，再收入神经科病房，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即使能保住性命，今后也很难说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我问一名医生，对于这样的病人，为什么不能先抢救？他说，医院也是让拖欠治疗费用拖怕了，你忘了那天凌晨咱们收治的几个械斗受重伤的人，咱们辛辛苦苦抢救了半天，累得筋疲力尽，到最后有个家伙，竟然一分钱没交就从病房跑掉了！大家总觉得，病人被送到了医院，医生就要尽全力减轻病人的病痛，挽救病人的生命，但是医生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总不能老讲不计回报的无私奉献吧。
前两天路过第五观察室，看到老李正在里面打扫卫生，我进去和他闲扯。他指着躺在床上看不出具体年龄的一名妇女说，她正拉肚子，身上穿的裙子都被粪便染成了黄色，“这些人真该死，给他们便盆也不用，天天拉在裤子里”。老李一边骂骂咧咧地说着，一边没停下手里的活。而那个女人，似乎听不懂，也不抬头看进来的人，依旧呆呆的。不过老李还是看到，她手里竟然抓到一只苍蝇。
我所说的第五观察室，其实并非只此一家，它存在于许多人口流动性大、三无人员多的大城市的医院。三无病人一旦住进来，由于缺少保障，他们几乎只能自生自灭。或许见多不怪了，麻木了，但我们毕竟没有理由过多苛责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扪心自问，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在看到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当做病人，当做人对待？
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吗？我找不到答案。
2.纪录片推荐 50年经典纪录片（三）
 《浩劫》 （Shoah）（1985）
导演：克罗德·朗兹曼
发行公司：纽约制片厂
类型：纪录片 外交 法国? 战争
对白语言：英语 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
字幕：英语 法语
剧情简介：
本片探讨二战期间欧洲的犹太人大灭绝，是部我们每个人应当看的作品。
从记忆和历史的角度看，《浩劫》与其它反映犹太人大灭绝的作品相比，在证词的强烈程度和历史的严谨上高出一筹。克罗德 朗兹曼在13年间经常寻找事件和地点的真相。
《浩劫》既是出色的历史文献，详尽描绘着纳粹灭绝机器，也是一首长长的诔词，将观众带入形而上的体验，带到野蛮的根源。
《浩劫》包涵着庞大的记者工作，在调查和采访方面堪称典范，但它又不只是报道。它同时也是电影巨著（尤其是其剪接），将数十个小时的采访以相互回答、相互碰撞、相互衔接的方式组接起来，一再询问“为什么”却永远得不到答案，因为恐怖已无公度。
克罗德 朗兹曼说：“《浩劫》这部影片有关死亡的绝对性，而与幸存者无关。活下去是另一个故事。”
《谢尔曼将军的征程》Sherman's March (1986)
 Cast： Ross McElwee, Charleen Swansea
Director导演: Ross McElwee
Studio: First Run Features 首轮放映
Genre类型: Documentary纪录片, Biographies传记, Film电影
Running Time播放时间: 155 min.
大纲：《谢尔曼的征程》是一个使人消除警惕性的动人的人物传记记录片，它塑造了一个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男人形象，也是一首对南部妇女的颂诗。导演罗斯麦凯维在电影开拍时就指出：作为一个土生的南方人，他一直着迷于谢尔曼将军对这一地区的心理上的影响作用。为此，他打算拍一部电影来纪念给邦联带来巨大毁灭的将军的著名征程，和当代南方人谈论美国内战。但是就在他离开他纽约的公寓去拍片之前，他发现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为他所遭遇的这个女人，他开始自我反省。一些是老朋友，其中最难忘的是查里斯旺西，他是一个一心想为罗斯麦凯维找一个好女人的老师；还有一些是新认识的朋友，包括一个有抱负的女演员和一个成功活下来的人。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罗斯麦凯维偶尔还会在午夜给自己拍照来沉思。《谢尔曼的征程》一上映，就获得了成功，它已经响誉全球。罗斯麦凯维的下一部电影《未定的时间》也是一部个人的故事，是关于他自己的家庭，里面就没有了《谢尔曼的征程》那么多迷人的幽默和诙谐。
The Thin Blue Line (1988) 《细细的蓝线》
 Cast: Dale Holt戴尔 霍尔特, Marshall Touchton, Randall Adams兰德尔 亚当斯, more...
Director: Errol Morris 埃罗尔．莫里斯
see all cast/crew...
Rating: Not Rated
Studio: MGM 埃罗尔．莫里斯
Genre: Documentary, Biographies, Political & Social Issues
Running Time: 102 min.
Subtitles: English, Spanish, French
纪录电影中的经典之作。电影讲述1976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个被冤枉的人犯，因谋杀警察被判有罪而终身监禁，11后终因真相大白而洗清罪行的故事。同时美国作曲大师菲利浦．葛拉斯（Philip Glass）为该片配制了精彩而令人难忘的音乐。
曾在1988年台湾主办的电影节中的影剧院展获选为最佳影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采用一种重现事实的半纪录片手法来追踪一件杀警冤案，结果成功地发掘出事件真相。让被冤枉的疑凶在坐牢十一年之后讨回清白。这宗案件发生在1976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名公路警察被车子撞死，警方苦无破案线索。十六岁少年惯犯大卫指证并无犯罪前科的路人蓝道为嫌疑犯，以至蓝道被判有罪而终身监禁。然而在十一年后大卫因别的罪行被判死刑，他向本片摄影组坦承蓝道其实是无辜的。本片结构严谨，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反复推理求真，剧力之强不输一流剧情片。菲利浦．葛拉斯的精彩配乐为影片的气氛增色不少。
Roger & Me (1989)《罗杰和我》
有关美国大企业因裁员而导致工人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记录，赢得多个重要纪录片奖项
 Cast: Pat Boone帕特, Connie Francis康妮, Bob Eubanks鲍勃, more...
Director: Michael Moore迈克尔·摩尔
see all cast/crew...
Studio: Warner Home Video Warner 华纳兄弟娱乐公司
Genre: Documentary, Politics and Social Issues, Political & Social Issues
Running Time: 90 min.
Languages: English
Subtitles: English, Spanish, French
大纲：《罗杰和我》关注的是导演本家所在城市FLINT市，工人群体在遭受通用汽车公司停厂裁员后的疾苦生景，这种朴实的记录带来的社会反响远远超越了对彼时与摩尔仅有萍水一面的GM总裁Roger Smith敲山震虎之效，揭开了以一己之能抗击big corporation的时代帷幕，一个电影的字头就此诞生。
《生死一线牵》Common Threads: Stories From the Quilt (1989)
? Cast: Dustin Hoffman 达斯廷 霍夫曼
Director: Robert Epstein罗伯特 爱泼斯坦, Jeffrey Friedman 杰弗里
Studio: New Yorker Video
Genre类型: Documentary纪录片, Biographies 传记
Running Time片长: 79 min.
Languages: English
大纲：达斯廷 霍夫曼讲述的这部纪录片赢得了1989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副标题‘被盖的故事’，指为纪念去世的爱滋病患者而缝制的被盖，每一张被子后面都有一则动人的故事。《生死一线牵》让那些死于爱滋病的人重见天日，现场的那床被子在地上铺陈了14英里长。和爱滋病不断抗争的五个生还者也因此出了名。
3，《浩劫》（Shoah）导演阐述：“影片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是丝毫没有老去，没有添加一条皱纹，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是一个现在的影片，而不是过去的，这是一个永恒的作品，每次看《浩劫》，都能把它当作一个源泉，它每次都会发挥创造性的效果，它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克罗德朗兹曼的伟大艺术是让地点说话……无法表达的内容由面孔说出” —西蒙 德 波伏瓦
《浩劫》是法国纪录片象征性的人物纪录片导演克罗德朗兹曼在1985年出品的著名作品。
本片探讨二战期间欧洲的犹太人大灭绝，是部我们每个人应当看的作品。 从记忆和历史的角度看，《浩劫》与其它反映犹太人大灭绝的作品相比，在证词的强烈程度和历史的严谨上高出一筹。克罗德 朗兹曼在13年间经常寻找事件和地点的真相。
《浩劫》既是出色的历史文献，详尽描绘着纳粹灭绝机器，也是一首长长的诔词，将观众带入形而上的体验，带到野蛮的根源
4，《浩劫》（Shoah）导演简介：克罗德·朗兹曼 1925年11月27日生于巴黎。电影家，作家，哲学家。克罗德 朗兹曼是法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人物。曾是让 保罗 萨特的密友，至今主编由这位存在主义之父创办的《现代》杂志。 他的电影工作开始于1973年的《为什么以色列？》，后来又有四部作品，1985年的《浩劫》、1994年的《擦哈》、1997年的《活人路过》和2002年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他所有作品均有关二战犹太人灭绝、犹太身份和以色列问题。其纪录片作品在全世界获得了很多重要奖项。
5，纪录片评论 《浩劫》（Shoah）
用镜头寻找没有痕迹的浩劫
来源：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39238/
——经历11年制作，9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揭示了60年前发生在纳粹灭绝营鲜为人知的历史……
◆整列车犹太人被送往特布林卡灭绝营时，火车司机一次次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能够了解
“记忆中的小白房，在房中，每夜我做梦……”波兰的涅尔河上，47岁的西蒙·斯雷尼再次唱起这支民歌。1945年西蒙13岁时，也在一条平底小船上唱着它沿河而上，到村边苜蓿草地旁喂党卫军养的兔子。涅尔河边的凯尔诺，是波兰第一个使用毒气灭绝犹太人的地方，在此共有40万犹太人遭灭绝。
西蒙是后一个阶段的幸存者。他父亲在他面前被枪决；在80公里外的罗兹隔离区，他母亲被“毒气卡车”毒死。党卫军让他进入一个犹太“劳动队”，保持灭绝营的正常运转，但他们也终有一死。1945年1月18日夜，苏联军队到达前两天，纳粹采取脑后枪决的方式处决最后的“犹太劳工”。西蒙也被处决了，子弹没有击中中枢神经。醒来后，他爬到一个猪圈里，一个波兰农民收留了他，红军的一个军医救了他一命，几个月后，西蒙与其他幸存者去了特拉维夫。
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在以色列找到了他，说服他跟自己回到凯尔诺。镜头里，西蒙站在一块草地边上，周围树林环绕———在波兰的乡村，这样的地方有很多，丝毫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这里总是如此安静。”他喃喃说道，“以前，每天烧2000犹太人的时候，也这么安静。没有人叫喊，干活呗。很安静，没声，像现在一样。”
《浩劫》就这么开始。9个半小时之后，它会将人拖进更加复杂难解的心绪，和永无穷尽的思考。
◆不可能的挑战
在座谈会上，有观众问朗兹曼：为什么如此长度的一部影片全由采访实拍和空镜头组成，而完全没有史料素材出现。朗兹曼不得不再度解释“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区别：“集中营是关押犹太人的地方，灭绝营则是屠杀犹太人的。我们看到的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资料中，绝大部分集中营的画面都是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在集中营拍摄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极度瘦弱的人、成堆的尸体被推土机推进大坑……这些不一定是屠杀的产物，而是德军在战争末期对集中营管理特别混乱的结果。由于战争末期，纳粹供给紧张没有食品，以及关押人数剧增引起伤寒、肺炎等传染病流行，使集中营死亡率特别高。死亡的不光是犹太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
灭绝营则是一条专用的屠杀流水线———火车源源不断地将犹太人从集中营运来，只需两三个小时，一列火车的犹太人便可以被“处理”干净。纳粹集中营大都在德国，而五处灭绝营则全位于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凯尔诺、贝泽克、特布林卡、索比堡和马尔达奈克。《浩劫》涉及了前四处灭绝营，然而无论哪一处，如今在物理意义上早已荡然无存。
“《浩劫》作为一部影片，在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比任何一部故事片都要多得多。之所以说它是纪录片，大约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真实人物、他们在说自己的事情。而创造的意思是，它讨论的内容绝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朗兹曼说。影片所探求和追述的，是“毁灭的毁灭”———纳粹刻意摧毁有关灭绝行为的痕迹和证据。比如西蒙·斯雷尼在影片中描述尸体的毁灭：“烧不掉的骨头，比如脚的大骨头，我们……有个大箱子有两个把手，我们就给抬到那儿去。那儿有专人全给捣碎，骨粉非常细，我们再给装在袋子里，袋子够多了，就背到涅尔河上，那边有座桥，全倒在河里，就跟水走了，随着波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所谓的‘浩劫’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谋杀，因为大部分的痕迹都没有了：片中提到的贝泽克，从建筑上看是一点都没有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贝泽克是处死了80万人。特布林卡是处死了120万人，在几年的调研中，大家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图片，是从远处拍的一辆推土机，除此之外任何资料都没有。索比堡、凯尔诺这些地方都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留下来。面对这一切，怎样把它表现出来，怎么拍？拍什么？怎样让观众觉得是在面对死亡？这部影片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对一种不可能的挑战。”这个挑战，朗兹曼经历了11年。
◆从埋伏到肉搏
《浩劫》耗时11年的制作，经历了很多阶段。开头的阶段是阅读，先是现有的历史著作，再扩展到历史资料，阅读的范围之广，朗兹曼用“浩瀚”来形容：“那是读不完的。怎么选择？调研该怎么做？谁指引的道路是值得遵循的？”为了使整个历史图景更清晰，他尝试做了一个很大的表格，想把所有事情的关节点都弄清楚。他还从史料和著作中摘列出一个德国人的名单，大概有250－300个人。“因为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把名单和可能碰到的一些人都列出来，为以后做准备。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有两年，然后我颤抖着去了德国，不是因为害怕纳粹，而是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能否见到那些人？见到又会怎样？我是否就能开始？从哪里开始？这些未知性令我非常害怕。”
影片中清楚地表现了采访前党卫军官的特殊性：采访地点外的大街上总是停一辆架着天线的面包车，车里是两位助手守着监视器，荧屏上，是朗兹曼携带的偷拍设备发送出来的影像。被拍摄的纳粹分子中，只有一个是与朗兹曼彼此认识的，“就是特布林卡那个纳粹军官，他说了不能引用他的名字，但他在拍摄中说到了我的名字，也留在影片中。”其他时候，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听到的对朗兹曼的称呼，有时候叫索雷尔博士，有时候叫让·玛利·索雷尔。出于安全考虑，这些采访都以化名进行。为了让化名真切，朗兹曼伪造了一整套证件，从出生证到护照。出生证上他的出生地点，是法国一个叫卡恩的地区。朗兹曼特别解释：“因为这个地区在战争中遭到盟军的轰炸，二战前的所有档案资料都被焚毁，因此别人也无据可查。”
为了拍摄参与过灭绝行动、现在德国酒吧工作的一个前党卫军官，他们预先写信给酒吧老板说：在拍一个有关啤酒的节目，鉴于该酒吧是慕尼黑最好的酒吧之一，一定要拍而且得长时间地拍摄。老板同意了，他们带着移动轨道———非常正规的架势———在酒吧里整整拍了两天，除了他们的目标，什么都拍。“对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酒吧里他的同事也非常清楚，但对他都是一种相当保护的态度。那就是一场埋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他的自我保护也特别强烈，那两天中不停地窥探我们到底在拍什么，一直到最后的时刻，对他才能稍微有些拍摄。”朗兹曼回忆着。在影片里，这个人对任何提问保持沉默，偶尔看向镜头的目光有些慌张，又透着阴森。
只有在影片最后，采访前华沙犹太隔离区的副局长格拉斯勒博士，是摄影机直接拍摄的。并非他接受了拍摄请求，反而是一次更加戏剧性的过程。“之前我们在德国北部试图接触一个叫库本的人，他的级别比现在影片中所有纳粹都高，在纽伦堡被判了死刑，最后时刻被美军特赦。在与库本的试探中，偷拍被发现了，并且导致身体意义的战斗。收发设备和偷拍机被毁坏或抢走，我也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朗兹曼把这次遭遇称为“11年战争中的一场小战役”。没有了偷拍设备，朗兹曼只能另做谋略。他观察了格拉斯勒很长时间，并派一个德国女合作者跟他接触过，了解了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去哪里、见什么人。“我带着摄影师、录音师和另外两个合作者，选择了一个格拉斯勒独自在家的时刻，突然敲门，做出一副和蔼可亲令人无法拒绝的模样。并没有说要问他的情况，而是说想了解犹太人捷尼亚科夫（犹太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情况。”但一旦开始交谈，朗兹曼图穷匕现，提问步步紧逼，令他的回答结结巴巴、面孔扭曲、目光游移。
◆“归来的游魂”
犹太人幸存者的证词，在影片里占了最大的篇幅。他们大多曾是“犹太劳工队”的成员，在灭绝营担任过屠杀、清理过程中各种环节的工作。莫克·扎伊德和伊茨哈克·杜金当初的任务是打开维纳的万人坑，挖出9万具犹太人尸体并焚毁。在打开最后一个壕沟的时候，扎伊德认出了自己的全家：母亲、三个姐妹和她们的孩子。“往深处挖的时候，越深尸体越平，最后像个薄片，抓住弄出来的时候就碎了。”
在一个更加著名的长镜头里，理发师亚伯拉罕·邦巴一边给顾客理发，一边接受朗兹曼的采访。他曾被德国人挑选到特布林卡灭绝营。在妇女们被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把她们的头发剪下来。“我在毒气室剃头期间，有辆从我的城市捷斯托绍瓦来的列车，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妇女……住在同一条街上，有几个还是要好的朋友。她们一看见我就把我围住：‘亚伯，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我能说什么？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也是我们城市的好理发师。当他妻子和妹妹进入毒气室的时候……”理发师陷入沉默，3分多钟，理发室里只有剪刀的声音在响。在朗兹曼不舍的追问下，理发师满眼是泪，嗫嚅着：“太可怕了……别说了……”
“我觉得‘幸存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宁愿把这些人叫做‘归来的游魂’。对我来说，所有在影片里说话的犹太人已经‘死’掉了，他们只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游荡而已。”朗兹曼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如何选择犹太证人。“这个作品要讨论的，不是让这些人说他们怎么活了下来、他们如何避免死掉，它讲的就是死亡。也正因此我很快就知道，这部影片中不会出现大屠杀的任何原因，没有必要讲这些人为什么死———所有的事情开始时便已太迟，没有了补救的方法，它直接从死亡开始。在这个原则下，我对犹太人的选择，从一开始就知道主要要选那些所谓‘特别劳动队’的人。他们跟德国人有一层接触，他们又是对本民族大屠杀的直接目击者，他们对两方面的证词都是最重要的。”
让这些犹太人开口，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尽管是被迫，他们的工作多少也是对本族人屠杀的一部分。朗兹曼耐心地劝说，不懈地追问，却并不是要索取他们的忏悔。“确实，所有的隔离区都有犹太人警察，犹太警察在屠杀中是否起了润滑、推动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分清主次。大屠杀是德国人干的，不是犹太人干的；像捷尼亚科夫这样的犹太人是否帮了德国人的忙，我认为这完全是次要的。”朗兹曼对他们的评价反倒是近乎完美：“我认为所有这些作证的犹太人在影片中表现出了完整的人性，他们是圣人、是英雄，也是烈士———像刚才说的，他们在当时已经‘死去’，所以是烈士。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希望人们对《浩劫》有误解。”
朗兹曼在影片里还采访了特布林卡灭绝营周围的农民，采访了运输犹太人的火车司机。整车的犹太人被送到车站时，他们都还对自己片刻后的劫数懵然无知。农民们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却帮不上任何忙；火车司机曾一次次向犹太人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了解。人们或许难免觉得他们麻木、懦弱、无良，但在《浩劫》当中，他们与“犹太劳工队”的幸存者一样，都是证人。是他们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凝住。
◆“这部影片是他们的陵墓”
朗兹曼是犹太人。童年时期，他在法国就切身经历过反犹主义活动。朗兹曼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反犹主义一露头的时候，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纳粹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他们一家早已制作了很多假证明，全家都以假身份生存，使得家里没有任何人遭到流放或死于大屠杀。“但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迫于各种环境，父母离散。母亲在战争期间一直住在巴黎，曾在一个壁橱里躲藏了一年。而我和父亲、兄长住在奥维涅山区。战争开始之后父亲、哥哥很快参加了抵抗运动，我当时未成年，在1943年参加了法共领导下的青年团，高中时期打过游击，跟德国人有过身体意义上的战斗。”
但朗兹曼并不认为这些经历与他拍摄《浩劫》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他至今还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是我做了《浩劫》而不是别的犹太人？
“20世纪初的一个登山者一心要去爬珠穆朗玛峰，并且最后死在了那里。因为登山要动用很多力量，有人问他为什么这般执著，回答是：就因为它在那儿。对《浩劫》来说也一样：那件事情在那儿，我就想拍，仅此而已。另外，肯定这是跟犹太问题相关的，我认为它是犹太人遭到的大灭绝。但最后形成的结果，很多人看了之后并没有只把它看作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具有全人类性。”朗兹曼回忆说，在小时候和成长阶段，斩首、处死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杀戮场面便对自己很有吸引；再有就是焦虑：“我想明白人在清醒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比如站着或坐着，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毒死，那状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所谓‘最后时刻’的焦虑相关的，我也关心‘最初时刻’。所以我也问别人，你看见的第一列火车是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次到这里是什么印象……”
这样的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它却驱使朗兹曼为之煎熬了11年。
“做《浩劫》就像从北坡出发的一次艰难登顶。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需要自己寻找的路，有时候连工具都要自己制造，自己寻找方法，在不断的攀登与征服中到达顶点。在长达11年的制作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创作是一场没有任何怜悯可言的战争，对跟《浩劫》有关的任何人、影片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整个制作过程，都是这样。有时候会卡住，没有任何办法继续。非常漫长的调研过程中卡过几次，拍摄过程中也有过，更别提剪接阶段，它持续了5年。”朗兹曼说，整个11年的工作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每一天都在做《浩劫》。但曾经有过3天什么都动不了，也有过8天，最长时有过1个月，完全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作品的目的肯定不是告知一些信息，肯定不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消息的串联。在什么意义上，它能是一个电影艺术的作品？它的线索到底是什么？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来思考，而且要不断地思考。需要时间和非常大的耐心。”
最令朗兹曼自豪的，在影片制作中，时间是完全由他说了算。他没有向任何人、事做出任何妥协。这的确并非人人都能遇到的条件。
1985年，朗兹曼完成《浩劫》的时候，觉得“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但影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电影放映、电视播出、录像带与碟片，有人粗略计算过，全世界看过《浩劫》的人已有7000万。这一次，朗兹曼把自掏腰包制作的带中文字幕的拷贝留给了中国，或许这个数字能够再度增长。
“现在看这种事情仍然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每一次放映都像一次葬礼，我本人是充满内疚的。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
编辑：邹娟 （www.bjdoc.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