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篇目以及内容梗概:
《荣辱岁月》(纪录大片《姐妹》获得新周刊 2004 中国电视节目榜最佳纪录片奖,南方周末 2004 年致敬现场报道奖)
章桦在家中排行第三,家里没有男孩,四个女儿令家庭负担沉重,章桦父亲的牵虑也越来越多。章桦走到远远的深圳重新创业,但伤心的往事使章桦失去对生命的热烈向住。章桦终于可以去山西太原看自己的女儿,这也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但是山西太原一行,让她拥有一个家的梦想彻底破灭,带着伤痛的章桦回了家乡,尽管家乡的一切让她倍感亲切,但是她还是要继续流浪 。
《欢乐家庭》又名《邝丹的秘密》(获得 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 DV大赛一等奖)
章桦开始了自己独立拍摄纪录片的工作,在邝丹父亲的身上,她认识了一位坚强而乐观的男人。他以修理自行车及做超市保安来养活全家。他没有向贫穷低头,而精神力量成了他最大的财富,生活充实和充满欢乐。邝丹在演讲台上谈及父亲的事,她为此感到自豪,因为父亲的经历感动了所有人
导演简历:
李京红:纪录片导演(兼摄像及后期编辑), 6 年从业经验。
关注方向:女性题材
主要作品及获奖情况:《姐妹》( 20 集)
2004 年《南方周末》致敬中国传媒之年度现场报道;
2004 年《新周刊》中国电视台节目榜之最佳纪录片。
《姐妹》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播出,最高收视率接近 5.0 ,超过同时段播出电视剧,至少有超过 4 亿观众的收视人群,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邀请佳宾:
李京红:《姐妹》导演
章桦:《姐妹》女主人公兼《欢乐家庭》摄影
赵铁林: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影象工作室 著名纪实摄影家
谢丽华:妇女报主编
鲍昆:艺术评论家
梁和平:著名音乐人
倪骏: 中戏影视专业博士
马丽亚:人民摄影报
媒体报道:
纪录片《姐妹》座谈会实录
主持人 :
很高兴大家能够停下手边的工作来这里参加关于《姐妹》纪录片的座谈会。我想有的人已经看过这部片子,或者是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今天将要在这里播放的是一个压缩版的《姐妹》,我们还是先看片吧!
主持人 :
(掌声之后)听到如此热烈的掌声,作为这部片子的作者肯定很是欣慰。有请《姐妹》的作者李京红!(掌声)
其实,李老师与我们杂志很有缘分的,早在1981年,李老师就曾经在《大众摄影》杂志上发表过一张摄影作品,并在当时的摄影界引发了一场讨论。据说当年在大家讨论正热烈的时候,李老师就忽然不见了,离开了摄影界。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又从新找到了这位老作者,这次他又一次以他独具风格的纪录片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更让我们对他充满了好奇,所以,我们首先要请李老师说说他的创作经过。
李京红 :
首先谢谢大家的观看,实际上我不怎么会说话,再有要声明的是我也不是一个拍纪录片的。在拍《姐妹》之前,我从来没有摸过摄像机。那一年我经营的公司破产了,百无聊赖的我整天在家里看无聊电视剧,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DV可以瓦解大电影,可以拍电视剧,从此我对DV就产生了兴趣,我看到太多太假的电视剧,就想,真实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我要把真实的生活拍下来给大家看。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朋友,赞助了我一台摄像机,就这样,我就懵懵懂懂的开始拍了。从2000年的10月开始一直拍到2004年。
我拍这部《姐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1997年章桦在北京开发廊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个时候我刚刚把公司关掉无事可做,只是觉得这个小女孩挺有意思的。1999年我去了深圳,我觉得换一个环境生活可能会好一点。而章桦是2000年去的深圳,因为在北京开的发廊不好干,于是她来到深圳又开了家发廊。于是我想,就拍拍她的生活吧。其实并不是我刻意地去选择的题材。
主持人 :
但是,我想我们在坐的每一位都会觉得,你这三年多的拍摄,远比你说的要艰难复杂的多。比如,你怎么生活,你怎么和他们相处?
李京红 :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自然的事情,我是和她们共同生活,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她们吃的饭,她们最初烦我,讨厌我,和我吵架,让我滚,我就是不走。我跟她们说我要拍一个片子,一个纪录片,她们都根本不相信。后来接触久了她们也就接纳了我。
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傻拍,没有什么选择的,可是到了后来,在剪辑的时候才发现是有选择的。
观众提问 :
在这个片子里涉及到一些人,他们对肖像权或者其他权益有要求吗?
李京红 :
大概在两年以后,我自己编出了一个小片段,然后给她们看了,说这将来可能是个纪录片,我问她们是否同意我做,那个时候她们每个人就都给我写了一封同意拍摄的信。
观众提问 :
《姐妹》在拍摄制作和市场推广上是如何运作的?
李京红 :
我并不是带着任务去拍摄的,也不知道到底能拍多长才算够,因为我总是不满意,老觉得在她们身上还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所以真的没有想到会拍那么长,我只是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去记录的,是种无意识的。回想起那段时间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么过来的。
在后期编辑整理时,我只是知道有那种二十多集的电视连续剧,所以就仿照那种形式去编,至于纪录片往哪里出口根本就不知道。要是哪个电视台的电视剧频道看上了,没准还播一下,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拍片子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帮助过我。去年零频道的郑琼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找到我,她说可以在发行方面帮助我,就这样和零频道广告公司的合作开始了。现在的市场推广工作也是他们在帮我做,我自己肯定做不了。
主持人 :
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天座谈会的现场,一直有一个人肩抗DV默默地拍摄。她也就是《姐妹》们的女主人公章桦!(掌声)据我所知章桦自从关了发廊,就开始和李京红老师学习DV的拍摄的后期的编辑。章桦独立拍摄制作的DV纪录短片《邝丹的秘密》荣获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评委会大奖!
关于《姐妹》,关于李京红、关于自己、关于DV纪录片的拍摄,我们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章桦 :
如果没有李老师拍这个《姐妹》的话,我可能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我出生在浙江,父母没有文化,从家里出来,没有人给我指点,该走什么样的路,只是知道自己要挣钱。
这部纪录片给我最大的改变是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我以前真的没有发现自己身上会有那么多的缺点,我自从和男朋友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我仇恨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李老师。李老师刚开始拍我们的时候,我们店里面没有一个人配合他,几乎拍摄的前半年我们店里的每个女孩子都和他打过架,没有一个人理解他。那时候我们都赶他走,以为我也觉得他影响我的生意。作为我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他在我们店里那个摄像机吓跑了很多客人,那是我就想赶他走。因为我那时心情不好,压力也很大。但他却一直安慰我,说做生意本来就那么难的,你应该放宽心态。而我那时心态是很不好的,可以说在开店的一年多里,我一个笑容也没有,应为我压力太大了,总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了,生活中没有值得我开心和快乐的了,但我从李老师身上看到了。
我当时问过李老师,我们这样的生活你拍下来有什么意义,我们自己都很厌恶这样的生活,我说你拍下来还要编成电视剧,在电视上播,谁会看我们,谁会看这样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被人歧视的,没人瞧得起我们,如果在电视上播的话,可能影响就更大。但事实上却是这样的反响。
以前我梦想中的家没有了,而我的事业也失败了,这些东西都是我曾经不放弃的,最后我都全部放弃了。放弃了以后,我想我要重新开始生活,我想换一个事业。后来李老师说那就和我学摄像吧,因为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我不敢拿起摄像机,但李老师却一直鼓励我,他说你拿着摄像机可以试试。就这样我拿起摄像机也开始拍别人的生活,第一次看到了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前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去关心别人,但是我拿起摄像机看到了别人的生活,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比我生活的还要艰难。
这就是我现在拿起摄像机拍摄别人的原因,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心态。
生活在继续,我的拍摄也在继续,一部作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会成功,对我来说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给北京电视台的一位制片人当助手,她在拍摄一部十集的纪实片《乳房的故事》,对象都是一些患乳腺癌与疾病抗争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女性。当我把DV对着她们,心情特别的沉重,没想到这些女人会遭受那么多的灾难。自己从来就没考虑过的问题?当我真正面对那些垂死挣扎的女人,那种渴望求生的眼神,真的好凄凉。2004年10月11日,我曾记录过的一位患者病逝,她有一句话让我永远无法忘记: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会去爱所有的人。
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选择了更真实的生活方式,DV给我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我现在经常会接听到一些女性的电话,听对方讲述自己意味深长的故事,而她们也愿意让我纪录她们的生活。其实记录她们的同时也是在记录我自己,我们身上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受过伤害的女人内心都很脆弱,她们需要人们的关心和理解。
我虽然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但是我希望通过手中DV机,去帮助她们从影像中走出困境,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向光明。(掌声)
主持人 :
推广的结果是有一些电视台把它当作电视剧买走了,据说在播出的时候,收视率甚至超出了一些热播的电视剧。
李京红 :
我觉得这部片子成功不是这片子本身拍得有多好,而是在于看过这部片子之后的所有人都对片中人物的命运产生了关注,牵动着大家的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山西有个人16岁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大院子里,十年,今年26岁,她的“职业”就是看电视,看了十年,她说她看的最感人的电视剧是《孽债》。但是看过《姐妹》之后,她说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章桦。于是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便去山西看望了她。当她见到章桦时,叫了一声姐后就嚎淘大哭,说一句哭一句。
在我看来,一部片子里的一个人物,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而导演是谁这并不重要,用什么机器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关注着这些女孩子的命运。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章桦一个人,我这部片子里有名有姓的人物有70多个,可以讲比一个电视剧的构架要复杂得多,我平行拍摄了5个女人的生活,这5个女人他们还有父母还有姐妹,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二十集的片子。老百姓可能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也不懂什么叫电视剧,可他们知道有这么一种形式在讲老百姓自己的事,看着挺舒服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不是在塑造英雄,只是把老百姓平平实实的生活记录下来。(掌声)
主持人 :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农家女》杂志主编、“打工妹之家”的创办者,谢丽华女士。对于这个纪录片内容,我想谢老师会从另一个高度给于评价。
谢丽华 :
看过这部片子首先是很震撼。妇女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变化的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要看妇女文明的进步程度,所以我觉得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反映真实中国的一个横断面。实际上我在做八年的《妇女报》后,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农村妇女,然后1996年我们成立了“打工妹之家”,到现在也快十年了。我知道的关于打工妹的一些故事非常得多,实际上我不是在用摄影摄像镜头来记录,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在记录女性城市化过程当中的发展和女性城市化的代价。如果把我们记录的这些打工妹的故事拍成电视剧,都应该是非常好看的,非常真实的。有些东西是苦中有泪,有些东西是泪中带笑,内容是那么的多彩。但是,谁肯这样做?谁能够这样做?四五年的工夫,也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是觉得他真是付出了,并且付出了很多,人生中会有几个这样可以发展自己事业的四五年?
现在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那么多,不管在哪里,如果要是有一个台有专门播放纪录片的频道,在这个频道里面,能够把大家的DV和大家记录生活的热情调动起来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频道一定能够打败很多让你看了反胃的电视剧频道。那些电视剧使人在浮躁中更加浮躁,即使是一些娱乐节目看多了也会厌倦。但是只有这么一个频道不让你腻。到别的国家肯定不会找到像现在这种生活的变迁:城市、农村;婚姻、家庭、亲情。我觉得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很难再找到像我们国家这种好的背景下的素材。
我觉得这种纪录片是具有生命力的,是多姿多彩的。我希望大家在繁华的背后多看看人性,现代化是靠人来支撑的,我们人的生存是怎样一种状况,人的代价是什么?你无需多么好的解说词,它自然可以使你震撼。
当我们提到发廊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把它和色情联想到一起。如果这时涉及到这些东西的话,我想拍起来可能会更难。但是这些却又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有冠冕堂皇的东西到底和真实的生活悬殊有多大,还有我们制定的那些好像是保护弱势群体的那些东西,哪些又能和我们的生活挂起钩来。如果增加了这样一些力度,可能会引起我们公共制定方面的注意。从而使这部片子的力度更大一些。
倪骏 (中央戏剧学院影视专业博士) :
因为我是学电影美学的,虽然今天下午大家看到是《姐妹》的精装版,是把二十集的东西剪辑在一起。但是在整个的《姐妹》也穿插了很多的解说词,可是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实在是太多了,它时时把我抻出来,而不是跟着影像走,这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电视台式的专题片的影响。比如有一段,她们的发廊已经无以为济了,然后到市场去买东西,就不用在画外说她们都已经没饭吃了,她们买不起肉了,只能买青菜,那么这一段要是拍的话也很简单,两三次的讨价还价这件事就很明白了。对于民间的影像记录其实我认为这样做有些不太合适,毕竟这个片子它的影响力很大,一些民间影像可能就会以次作为榜样走向创作的道路。如果是在影像美学方面注意一点的话,我会觉得这部片子会更完美。
我觉得DV的出现带来了一个乱拍的时代,但是这个乱拍时代是需要有先锋,需要有真正会拍DV的人在前面的,大家都不能乱拍,所以我觉得学院派的教育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是有必要的。对影像的艺术和考究还是要坚持的。
主持人 :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50分钟的片子是20集连续剧的一个浓缩版,只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但是,在这个片子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情节的跌宕起伏,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很想我们看到的电视剧。换句话说,你的片子少了一些“文艺腔”,而多了流行的元素。这些,我想应该是你在后期编辑的时候有意而为之的。
李京红 :
不可否认的是我确确实实模仿了电视剧的编辑手法。虽然今天在座的有纪录片拍摄的专家,但是以我个人的观点,当片子放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看得最多的往往还是老百姓。而老百姓的欣赏习惯是被我们国家众多的二三流的电视剧给训练出来的,熏陶出来的。如果你用一个半小时的长镜头,估计他三分钟用不了就换台了,这就是我和郑老师经常探讨的纪录片市场化的话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一些我们认为是很傻的手法进行处理,包括片头、片尾的音乐以及一些拍得很长但实际剪得很碎的片段,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让老百姓去看这个片子,希望他们能够关注,不要换台。因为我们没有太高超的技术手段去解决,所以仅仅是把一个故事讲清楚,然后让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事实证明,我们的这部纪录片《姐妹》在浙江和湖南电视剧频道播出的时候,都比同档期的电视剧收视率要高。如果我们要是去玩艺术的话,大众接受的程度可能就会小一些。我们是在两难的情况下不得不要照顾一下普通的老百姓。
主持人 :
今天参加我们座谈会的还有学院派的代表,她们的发言可能会在技术上给我们以提示。
刘洁(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
我刚才一直关注着李京红所说的一句话,这个片子他避开了情节的线索而抓住了命运的线索。我看这个片子已经是第三遍了,我觉得这部片子的成功点就在于功利和非功利之间的均衡点找得非常好。他的功利就是要去拍一个片儿,而非功利则是他记录的章桦的生活和他自己的生活。虽然在片子中没有出现李京红,但是同过这个纪录片我看到了一种二元化的记录。刚才有老师还提到害怕干预到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干预的还不够,不够在于,不是说纪录片真实就不能让摄像机背后的人出声,或者是他不能够说他的话,因为当时他在和章桦生活的时候,他同样没有饭吃,同样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为什么不把他当时的感觉同时穿插在片子里面。
这部片子成功点还在于他的创作冲动和表达的策略也找到了一个均衡点,像他所说的为了照顾大多数的受众,他们的收视习惯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关注的是片子里一些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的部分,当摄像机介入到章桦的生活中的时候,保护生活隐私的界限在哪,这个就是很容易触犯到的。比如小杨,他结了婚了又有了女朋友还有那么大的孩子,这要是在国外很多人就会很不理解怎么能这样暴露一个人的隐私,但是不暴露又怎么办,怎么来权衡隐私的界限。
片中还有些小问题,一开始的解说词一直都是很质朴的,但是到了中间有几段开始变成了全知全能的,章桦怎么想,怎么做,造成了视点的不统一。
主持人 :
林铭述老师和王福春老师都是摄影界的代表,林老师曾经是个音乐人,而王老师在从事多年的纪实摄影之后近年来涉足于观念摄影,我们也来听听他们的感受。
林铭述 :
我觉得这部片子最感人的地方恰恰是你傻拍的地方。我喜欢的就你傻拍的部分,而之后你说的用电视剧的方法导演的部分就恰恰是不精彩的地方。
比如开始的时候她们三个人在床上谈话的过程中,基本上用的是固定的画框,并没有用过多的镜头、特写来回的切换,这就是使人感觉到朴实很感人的部分。
你在音乐方面表现故事的情节比较精彩的部分是两部分:让我想流泪的地方是小芳哭的那部分,虽然没有音乐,但是哭声本身恰恰就是语言的音乐;第二个运用音乐好的地方是在公园里拉二胡的那部分,镜头的切换与演奏二胡相互交织,融入到了整个剧情当中。所以我想如果到后来包括前面再多用几段二胡就好了,因为可以将主题贯穿。过多的蒙太奇式的切换会使你拍摄的片子失去你本身的风格。
主持人 :
熟悉《大众DV》杂志的读者肯定对鲍昆老师很熟悉,因为他每期都会在“看吧聊吧”这个栏目中点评DV短片。鲍老师是很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准的的艺术评论家,对作品分析常常是言辞犀利,一语中的。
鲍昆 :
我觉得这部片子最大的意义是作者的立场。我们在整个的城市化的中国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最为妇女和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剧烈的错位的变动,在这种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不可预料的妇女各种各样的命运。那么这部片子我觉得他非常真诚地记录了这东西。而他把它作为一个典型推给我们的社会,来引起社会的注意。我觉得这部片子最好的地方是这一块。而且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大家,是因为它能用真诚打动人。纪录片现在除了李京红这个不错,还有就是王兵的《铁西区》,也是非常的棒。但是《铁西区》和它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方法,拍摄者的身份尽可能的去隐藏,这是现在所谓的拍摄DV的一种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是不是能够感动人,我们不要因言费时,用形式的东西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给干扰了。但是如果从技术上来讲,李京红应该彻底地选择一条,到底是在场还是不在场。如果在场,就应该把它推向极致,这个时候不怕作者的主观立场,甚至有的时候你越主观越棒。要不就退回《铁西区》王兵那种态度,只把一件真实非常完整的奉献出来。我觉得你可能有错误在,也许会面临一些生产投入产出回报的问题,但这些都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能够给社会提供什么,它是不是能够感动观众,这就够了。为什么你还能看下去,这就成功了。
DV作为一种消费品出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而过去我们认为的一种艺术行当的专业行为现如今已经泛化成一种我们大众的消费行为了。然而这个消费行为背后深层的含义就是把过去的一种权力给消解了,让我们每个大众都拥有了这个权力。一般情况下参加的这种会,大家过多的还是把它当成一种行当来做,讨论的多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种行当已经过去了,最起码它现在正处于旧的习惯正在消亡,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出现的转折过程。
王福春 :
我本身是一个摄影师,最近对DV产生了兴趣。今天看到这部《姐妹》,
使我非常感动,感动得有两点:第一就是作品感动了我,它真实,是那种在电视台的纪录摄影师做不到的;再有就是李京红他能用四年的时间跟她们生活在一起去拍摄,我觉得我做不到,可能所有人也更做不到。
过去DV记录影像是电视台垄断的行业,今天普及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摄影师用图片表现的时候有时感到无能为力,一个说话的声音变成一个哑巴的图片;一个非常生动的动作变成一个死的动作,而DV能够完整地记录一个故事,同时也记录着自己。
我觉得影片应该再生动,再完整,再真实。片子一剪辑画面就会丢了很多东西,我更喜欢的是用长镜头,而且光线哪怕最次最弱,那种时空隧道确实更能打动人。
马丽亚 (《人民摄影报》编辑) :
我觉得我在看DV片子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种情感的宣泄。平时我们一般不怎么看电视,打开电视也只是看新闻和纪录片,但是就是在前些天的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打开了电视机,看到的正是章桦拍的《邝丹的秘密》,虽然只是看了一半,但是已经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了。像我这个年龄段是不轻易被别人感动的。在看《姐妹》的时候,我就更加的佩服李老师,他能够进入女人的生活就已经很难了,同时他还进入了女人的内心世界,这实在是不简单。我在摄影圈跟一些女摄影师打交道比较多,另外我也知道一些男性摄影师在拍女人,在拍这样一个群体。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片子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个男性摄者和女性被摄者的关系。如果章桦拿起DV拍摄自己的同类的话,她的片子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想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 :
梁和平老师曾经接受过我的采访。(见2005年第2期“DV人物”)虽然梁老师经常活跃在音乐界,但是,在我看来10多年来一直将摄像机随身携带随时拍摄的梁老师也应该属于我们这个圈子。梁老师的镜头下,多是艺术家、明星,不知道看了今天的片子,有什么感想?
梁和平 :
我在看片子的时候更注重看人和怎么做人。比如电影,。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德国待了14年,自己筹钱二百多万,做了部电影《景》,到现在钱还没有还清。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他并不是把电影作为主体,电影只是他的工具,就如同笔和纸的概念,而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样的工具使自己所经历的很多苦难和反思的很多事情得以表达。并不是绞尽脑汁琢磨着选什么题材,拿什么奖。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姐妹》,让我看到了李京红作为一个人的本——那就是良知。
不管是剪辑的问题还是在圈子内圈子外播,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有些人是很无辜的,他做事情也是很单纯的,但是由于社会的不单纯,把人搞复杂了,而且还是越搞越复杂。所以我很感动的是李京红说在《姐妹》第二部的拍摄过程中他只做些剪辑工作,并不拿起摄像机亲自上阵。
我还要说一下权利的问题,一开始电影的产生不是代表着大众所拥有的权利,它只被少数人拥有,而且表达的东西也是为某些人服务,今天高科技的发展进步,使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台机器,DV的发展前景是很大的,我觉得它很快就会把一些媒体淹没。
一个人可能不清楚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突然有个镜头把自己拍下来播放出来,也就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另一面的时候,也许这个人命运的改变就从此开始了。
所谓DV这种工具,在未来是不是能对我们中国的很多问题起到一个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我坚信这是完全可以的。一旦这个权力拥有在十三亿人的手中,十个人手里有一台,一百个人手里有一台,或者是一千个人中有一台,都能对中国在解决一些问题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作为拍摄者我们不仅仅是拿着机器到处拍的匠人,而是拥有另外一面:我们在思考,在发掘良知。如果把这些整合在一起,互相的启发增多了,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世界。
主持人 :
这次座谈会,我们特别邀请了赵铁林老师,这是因为赵老师在若干年前,曾经以纪实摄影的手法,记录了一群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人的生活。这个专题摄影一经发表,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赵老师陆续写了两本书,目前赵老师还在继续关注并致力于拍摄弱势群体的生活。
相似的题材,相同的境遇,赵老师今天看了《姐妹》,肯定有自己的一番感受和看法。
赵铁林 :
这部片子拍得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真实,真实是征服一切的力量,是现在所有观众价值取向的核心点,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视剧、节目、花里胡哨的跳舞也好,它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真实,说到底,老百姓还是要看老百姓的东西。而且我觉得题材的选择也是注定片子成功与否的关键性问题,他能够把一些小人物的命运用DV的方式进行记录,而且还有一定的艺术手段,就其本身其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与泡沫文化针锋相对。缺少真实是任何影视发展最致命的东西,你搞什么一个亿的大制作,干什么也白搭。所以我觉得他这是开一代之先河。 另外这部纪录片还涉及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女性问题。普通老百姓他们现在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是如何在这个社会的变革之中要到自己那一小碗饭,付出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代价,一个是妇女一个是孩子,什么电视剧要是抓住这两点都能成功。
每个人都拿起DV,这个社会就多了很多双眼睛,不是一双大眼睛,而是很多双眼睛在用自己的目光去说老百姓的故事,这样就有了非常大的前景。有了文化上的一个新的判断。如果这种东西发展起来,那就不得了。如果当年我在拍摄我的那个专题的时候有DV,我肯定不会放弃DV的拍摄。
DV的前景非常大,每个阶层都可以拿起DV来拍摄。DV这种方式实际上是解构了我们现在的影摄的权利,这种结垢是非常深刻的,就如同当时摄影出来后,结垢了中世纪帝王的肖像权。而DV的出现又进一步的将影视的权利,用民间的形势解构了社会语言的集中度。所以DV是一个很具发展前景的事物。
与会者留言
让我们走进 DV,让DV走进我们生活!
我带着列席的心,结果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我要感谢《大众 DV》杂志,零频道公司,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想有些DV爱好者他们所创作的任何形式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两家的介绍,可能受众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今天再次感谢他们两家。
我希望有更多的爱好者拍出更多的、更真实的、更感人的作品,越拍越专业。
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不要受太多的限制,要放下包袱,自由地去做一些事情。
平时我看电视剧电影都非常的少,但是看了《姐妹》以后,我非常地感动,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另一个层面,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越做越好!
以前提到 DV,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地下的一些东西,《姐妹》给我最震撼的就是它可以成规模的进入了主流的电视台,而且能够和电视剧抗衡,发出它独立的声音。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谢谢《大众 DV》,让我看到了还有这样的人群,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今天是个胜利的大会。我要说的就一句话,这部片子拍得太辛苦 !
这部片子很感人,也很精彩,非常了不起。用四年的时间来跟踪这样一个故事需要有一个很强的毅力和一种很执著的敢于献身的精神。对此,我表示十分佩服。
正是 DV在国内兴起的时候,李京红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壮举。
用心感知文明转型中人的精神痛苦
2002年夏天在三峡徒步旅行的时候,每晚宿于长江边上,都要与已经迁徙或正准备迁徙的当地百姓聊天。听他们对背井离乡和不得不离开早已习惯了的栖居地的抱怨,对将往他乡可能遭遇水土不服与生活方式不适应的种种担忧,不难立即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心灵中压抑不住的痛苦,或者说无法言喻的悲伤。在三峡的这段经历使我意识到,像三峡修大坝这样大的工程,免不了都会牵涉到大批人口的迁移流动,在此过程中,并不只是物质性的生活方式的被迫改变,同样重要的是,其中还包含着无可名状的心灵挫伤。但后一点,在三峡工程移民这件事情的记录报导中,常常却是被忽略不计的。
现在来看纪录片《姐妹》,感受到的是同样的东西。几个农村女子,来到城市之后的悲欢风雨,在匆匆忙忙、消费形态的城市生活中,不太容易进入主流人群的视野,它们是无声的,虽然又无比真实地与主流社会同在。该如何理解她们由乡村步入城市后的遭遇?
放在大的框架里看,今天中国正处在文明转型中,在从以前的农业社会,急不可待地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进。文明转型作为一项牵涉社会方方面面的超大工程,意味着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它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同时还有心理与精神层面的调适。但对于在农村长大、从小习惯了农业生活方式的群体来说,从一种文明形态转入另一种文明形态,身心上的调整,却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容易。
原因何在?基本的成因,在于文明转型其实是压迫性的。我们看到,《姐妹》中各姐妹的遭遇,有其共同点,那就是都从农村来到城市,期望像城市人一样享受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的种种便利。由于以城市化为代表的 “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文明,在主流叙事结构中,相对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更大的合理性,农业文明、连同承载着农业文明的人群,不可避免都成为了被忽视、甚至视鄙薄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从边缘的农村来到主流的城市的农村人,不仅其生存权利被漠视,而且其情感与精神状态同样无人置理。
在城市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那么,农村还能寄托他 (她)们的情感吗?同样困难。《姐妹》中的几个姐妹,从农村中来,在伤痛的时候还会想到回到农村暂时疗伤,可是,农村反而已成为她们的一个暂时居住地,尽管伤痛,她们还是要在城市中挣扎,为生存而奔波。这不能使人想到二百年前的亚当·斯密,这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写道:当机器打破乡村作坊的宁静后,每隔四五年,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说工业革命多么地违反人性,但结果是,这样的乡愁屡屡还是被工业革命所淹没。
真相与事实总是难以使人产生美感。文明转型,及在文明转型中人对 “现代性”的屈服,带有很大的不可抗拒性。就我个人来说,同样是由乡村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怀有着对乡村的温暖眷念。但这样一种乡愁,在举世“现代化”的浪潮中,多多少少又是苍白无力的。也因于此,面对发廊姐妹在城市中的种种经历遭遇,我无法说这是社会哪一个组织或者哪一些人的错,抽象的公平正义说教和伦理道德思考,在文明转型这样一种充满着未知的大浪潮面前,并没有多大意义。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这些处于弱势、发不出声音的的群体的精神经历有所感受,并使他(她)们在高度“现代性”的城市进程中,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社会意识到他(她)们的存在及其现实精神处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姐妹》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暗示。制片人李京红是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生存于主流社会,他以他的视角诠释了几个农村女孩来到城市的命运。这大概也可算作是一种象征,就是主流文明与边缘群体的沟通,感受到他 ( 她 ) 们的存在并懂得他 ( 她 ) 们的生活境遇与情感经历。主流文明这样放下身段,也许并不真就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它是一个开端,是对不同处境、不同文明状态下生存的不同群体,打通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共存的门径。我希望这样的沟通与了解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