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 特约撰稿 马悦出
焦波档案
年龄：49岁
籍贯：山东淄博
职业：摄影师 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身份：焦文崇和乔花桂的儿子
作品： 《俺爹俺娘》 、《哑巴的正月》
2004年8月26日，“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在央视演播厅举行颁奖典礼，《俺爹俺娘》获最佳影片奖和评委会大奖，导演焦波。两个多月后的11月15日，第十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颁奖仪式在江西庐山举行，另一个版本的《俺爹俺娘》获短片特别奖，导演是浙江电视台的韩蕾，她记录了焦波及其爹娘。之后，各电视台不断闪现焦波及其爹娘沧桑的身影。
同一题材，两种身份，两种视点，两种方式。
焦波：我是个摄影师，但我首先是个儿子
我从1974年开始为父母拍照，一直拍到父母相继离开人世。我给他们拍了30多年照片，一共12796张照片。纪录片的拍摄，我自己拍的有500多个小时。这些相片、磁带记录我父母30多年来的生命历程，是我最珍贵的财富，所有的素材我都完好地保留着。
什么叫客观？本来我这个儿子拿着照相机回去，就不客观。客观是什么呢，客观是我拿着的这个照相机，是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自己完全抛除在外，纯纪录，这是不客观的。客观的是儿子在给他们拍照片、录像。
以前父母从来没照过相，等(我)学会拍照片以后，就说给父母照照相吧。我对父母的感情特别重，老想用照相机留住他们。用别的没法把他们留下来，只有用照相机，用照片能留住他们。我母亲过最后一个生日，我给她拍照片。我说娘，我给您照张相，她坐了15分钟，我给她拍了三卷的照片，还录了像，她只能坐着了，不能动。录像的时候，她脸上一点痛苦都没有，她说要照赶紧照吧，再不照就没了。她很支持儿子的事业。
1999年，我买了一台DV。因为摄像机更能够活生生地留着他们。虽然摄像机不能取代照相机，但是表现一种故事，表现一些细节、情节，摄像机比照相机好得多。比如有一次，我父亲骂了我母亲之后，觉得有些愧疚，在我母亲午睡的时候，父亲轻轻地走过去，抚摸她的手，表示歉意。这些动作如果用照相机的话，只能用一个定格，就不会那么生动了。
有时候想想，我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下来父母生前的生活，他们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想看也不敢看这些录像。不过现在好多了，再看这些带子觉得很亲切，感觉他们都还活着，还在和我对话，还在和我交流。
我没有想过把我拍的照片和录像作为作品拿去获什么奖，但没想到获了那么的奖项，还得了那么多奖金。
我办摄影展，不是追求什么轰动，我只是想让父母看看儿子给他们拍的照片有那么多人在看，能感动那么多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时，我把父母都接了过来，让他们也享受一下只有名人才能享受到的东西。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的只是平凡而生动的生活，但我觉得很有价值。什么价值呢？就是我觉得一定要(通过影像)把他们留下来。可以非常坦白地说，到后期，就是成名以后，可能有一种意识，就是朋友们说的，我一定要拍到最后，留下一个完整的故事，给社会留下一笔财富。可能我想，我的动机很单纯，一个是意识到一种责任，再一个确实也是想到要多拍，抢时间。这样，又把他们留下来了，又实现了我追求的目标。
当然，再拍的时候，也不会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无法预测那些戏剧性的东西。比如他们的离别，比如我大哥的去世，比如一直瞒着母亲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些充满悬念的东西其实就是真实的生活，生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故事性。
2002年拍《哑巴的正月》，拍摄他们家里的争吵啊，钱的冲突，对现实，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就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也很无奈，我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答案。拍《哑巴的正月》，我把哑巴的死亡过程都记录下来了。他的喘息，他弥留之际的那种状态，我都非常静地记录下来了。有人觉得太残酷了，但生活本身就是很残酷的。哑巴的死亡可能给大家一种强烈的震撼。他为什么生病？为什么生病的时候家里还吵架？为什么生病之后别人就不管他了？所以说，生活本身就很残酷，死亡增加了这种残酷。
哑巴的死是我见证过的第一次死亡。哑巴走了之后，到了年底，我见证了父亲的死亡，三个月以后，我大哥的死亡，过了几天，我婶婶的死亡，到我母亲的死亡。从2002年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我经历了5个人死亡。都是我亲眼见的，亲自记录下来。拍摄别人的死亡过程的确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和哑巴并不是亲人关系，但我见证了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的最后里程，他带给我很多震撼。在拍他之前，我已经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但还是没办法，最后他还是走了。他走之后，我用我的钱给他打了个坟。
也有很多人说我为什么我母亲病了，还叫我外甥背她上医院，我在一旁拍摄。我说，是啊，是我外甥要背，他年轻，力气大，他背，我在一旁记录。等他背了一段，我去背，他来记录。很多镜头都不是我拍摄的，是我外甥还有他妻子拍摄的。特别是后来父亲母亲身体不好，快要走了的时候，那些镜头我是不可能拍的，我没法拍。那些镜头都是家人拍的。我不在家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记录下来。他们做得很好，拍得也很好。记得母亲病危的时候，我往家里赶，我外甥知道我要回来了，就把机子架好，开始拍摄。所以，我回家的情境，和母亲的离别，母亲走了，都拍摄了下来。
包括我拍的照片。有一组照片拍的是我父母在地里干活，很多人看了都说很震撼。但有一个人在网上留言，说这小子不孝顺，父母在干活，他在那儿玩相机。这种批评也是很正常的。父母在地里干活，我当然不可能在一旁袖手旁观，我只是看到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情景，觉得很有必要记录下来，于是暂时放下手中的活，去拍摄他们。这并不影响我和父母一起劳动。而且，他们知道儿子拍照片也是一种工作，也很支持我。我是儿子，也是摄影师，但我首先是个儿子。
我大哥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16年前，他就差点走了。那年我和电视台的人回家去拍我父母。我大哥病了，很严重，幸亏县里的交通队派了车跟着我们去拍摄，我们赶紧用车把大哥接到县里的医院救治。大夫后来说，如果再晚来几分钟，你大哥就没了。
我大哥对父母非常重要，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拍摄父母，没有大哥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拿起摄像机拍摄大哥，是想把大哥和父母的关系，把他们相濡以沫的生活记录下来。大哥虽然没有劳动能力，是个傻子，但他也是父母的儿子。他虽然不说话，但他对父母的感情很深。
我要再拍的话，也离不开我的家乡。父母在世时，我每个月都回家，去看望父母，去拍摄。我和家乡的乡亲父老也很熟识。在拍摄父母的同时，我也拍了很多家乡其他的人和事。我有丰富的拍摄素材。就现有的素材来说，我可以剪出好几部片子，除了《哑巴的正月》，还可以剪《乡里乡亲》等很多片子。家乡有一帮老头，我一直在记录他们。每一次回去，他们就告诉我，你看，你几天没来，死了多少多少个了。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叔，我走的时候对我说，你给你爹你娘照了二十年相，你也给俺照二十年吧。我说行，等以后回来好好给你照照吧。等我下次回家时，他已经不在了。
老头们每天在村头晒太阳，自称“等死队”。我说为什么叫“等死队”，他们说，坐在那儿等死啊，当然是等死队啊。他们每天晒着太阳，聊着天，乐观地面对死亡。夏天在这头坐着，冬天在那头。老头们个性鲜明，每个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他们的素材可以编成一个《等死队的故事》，可以剪出很多故事来。
韩蕾：我感觉他已经被“洗”过了
焦波的“俺爹俺娘”这个选题有太多人拍过了，但拍出来的往往没有焦波的照片和文章那么感人。毛病在于没有情感的高潮和感人的场景，焦波与爹娘相处几十年，那些照片是经过30个年头捕捉和积累出来的。想把这几十年直观地搬上屏幕是不可能的，“爹娘”不是演员。
见到摄影家焦波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被“洗”过了，形成了某种套路来面对传媒。白岩松去采访的时候，焦波从北京买了汉堡包带回去；吉林台去时，焦波又带了德国巧克力。后来焦波也说，有段时间自己的心态有些浮躁了。我能做的，就是用心去倾听。
那什么东西最能撼动人心，并不是农民吃麦当劳时的表情，而是每人都会为之动容的那份养育恩情，是那些朴实的生活细节。我用心倾听着生活的足音，回归到属于“俺爹俺娘”的真实生活中去；在中国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中，去寻找最真实的故事。
在拍摄中，容易先入为主地把真的东西给拍假了。比如，“娘把电话拿倒了”，还真有编导让被摄对象倒拿着听筒接电话。拍焦波给他爹上坟时，仪式很热闹，我没怎么拍，只在最后让焦波留下来，静静地坐在爹的坟前。我是在摆拍，但真实是辨证的——你亲眼看到的可能是假的，摆出来的却也能是真的。
几十年焦波拍摄的照片是一个资源库。根据选好的照片，我找到当时拍摄的位置和角度，用摄像机再拍一个空景，然后跟照片进行蒙太奇组接。这样出来的效果就很好。总之，用自己的心去倾听，可以让我们储存现场的所有灵感。
通过对“原生态”进行“客观记录”，纪录片创作者表达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我拍我心，我剪我意，《俺爹俺娘》毫不避讳这种主观性。如果说拍摄中我在倾听别人，剪辑时我则倾听自己。我看素材的时间远远超过实际剪辑，我需要一个深度理解和“感应”素材的过程，需要在自己内心找到对应的“感觉”，才下得了手。
拍纪录片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上一个片子成功的经验，也许正是下一个片子失败的原因——纪录片没有模式。静心地倾听可以让我们从纷乱的现象和人为的诱导中找到自己的路，让我们拨开刻意的粉饰，去发现质朴的原态生活，并深入心灵——他人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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