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 特约撰稿 马悦出
段锦川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之后去西藏工作，曾就职于西藏电视台。1992年回到北京。主要作品：《青稞》(1986年)、《蓝面具供养》(1988年)、《青朴——苦修者的圣地》(1992年，合导)、《广场》(1994年，合导)、《八廓南街16号》(1997年)、《天边》(1997年)、《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1997年)、《沉船——1997年的故事》(1999年)，《拎起大舌头》(2002年)，《爱情战争》(2002年，合导)。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和《拎起大舌头》参加了正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的“时间的重量---转型中国之纪录片”协展。他和朋友为央视“见证”制作的历史专题系列《我们的土地》正在午夜播出。“特别希望观众有反馈。接下去会帮电视台做一个25集的东西，是关于京剧的，不是很专业很枯燥的那种。”
星期日新闻晨报 (以下简称星期日)：《八廓南街16号》说的事情很日常很琐碎。16号是八廓居委会的所在地，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很多：老人要和女儿女婿分家，商场失窃，帮困，调解邻里吵架，党员转正开会，干部政治学习……为什么这样拍？
段锦川 ：1994年拍“八廓”的时候，当时我很明确的一点，我不想把它仅仅看成一个西藏的居委会，它在中国很有普遍性。通过这个片子我想把基层的公共管理事务具象化，就是和具体的人直接发生关系；省、市、中央这样的级别就比较抽象。我之前我和张元拍了《广场》，那时找到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电影”的方法。它的理念核心就是创作者就是旁观者，墙上的苍蝇一样，在那儿不动声色，尽可能的不干预拍摄对象。“直接电影”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作者需要不同背景的观众参予，他们的反应不一样，这也是作者的乐趣，希望观众能动动脑子。这是这种拍法的长处，也是它的缺点：因为可能太散了，让观众无所适从。
星期日 ：这样对观众的要求挺高的，陈晓卿有篇文章很逗，说1996年你去北京一个酒吧放片交流，观众看了以后问的问题是：导演多大岁数，是不是结婚了……
段锦川 ：他在开玩笑。观众还是很严肃的。那时刚刚有了白领，时间有闲，生活无忧；他们开始关心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还有大学，1994年、1995年左右，大学生看纪录片的很少，同样的片子相隔三四年在人民大学放映，效果不一样：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十几、二十个人看，到片子放完了只剩下5个人；过了几年去，一个傍晚，好几百人……
星期日 ：片子放完了还剩几个？
段锦川 ：一个没少。
几千斤炸药放一个炮眼
星期日 ：有人说“八廓”这个片子很闷，但是这样拍至少显得比较客观。
段锦川 ：这和九十年代的争论有关，当时创作者和观众都认为纪录片是纯客观的，实际上不是，完全是主观的认识和表达。其实讨论的背景是，之前我们很难见到客观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某种需要做的，那么就退而求其次，要求客观。我们这一拨人，吕新雨说“新纪录运动”，我觉得“运动”有点大，不喜欢这个词，不过我越到后来越觉得她说得对：我们确实有共同点，最根本的就是真实，不讨论什么宏大的概念，关注的是普通的底层的个体，甚至事无巨细；以前都是英雄、劳模。有一种反动。从中国有影像资料以来，无论哪个年代，大部分片子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做《我们的土地》看了大量的资料片，有时候看了不停地笑。比如说农村合作社的，河北饶阳的五公村，1954年和1963年都有纪录片，1954年的片子叫“走上幸福大道”，60分钟，第二本(即第二个10分钟)开头第一个画面是黄昏，逆光，水塘，斜阳；第二幅画面，年轻少女在快乐地跳舞。解说是：“秋收的傍晚”———它念“pangwan”，“社员们在繁忙的劳动之余，学习舞蹈”。累了一天，臭得要死，哪有胃口……还有《世界纪录电影史》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作品《红旗渠》，(上个世纪)70年代新影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技术拿到今天也算相当好。说的是河南林县要修一条渠到山西引漳河水。引片里有个细节，解说说，林县人有多么大胆，把几千斤的炸药同时放进一个炮眼，一崩就崩掉半座山，了不起！后来我们去采访时了解到，当时他们林县的人干活太急，想早点完工，确实把几千斤炸药放进了一个炮眼。刚放了几炮，旁边的房子就像经历了地震，牲口都跑了，羊被吓死了。于是指挥部决定，每个炮眼只准放40斤，实际在纠错。但是影片都没说。
星期日 ：也许是拍的人不知道这件事。
段锦川 ：开工一个月摄制组就进入了，渠修了八年他们都在……这还是不错的片子呢。
我的生活就变了
星期日 ：说说《拎起大舌头》吧。主人公是村计生干部吕国华，他说话很有意思，性格也好玩。在任上这么多年，有不顺心的事也有挺得意的事。英文名翻过来还能理解：“我成功的秘密”(The Secretof My Success)，中文名为什么这么起？
段锦川 ：这话不是我的话。当时他老婆和我聊天，他不在。他老婆说他北方话很“dese”，爱显摆，“每天拎着那舌头满村乱窜”。北京话就用“抡”，太能说了。
星期日 ：他性格特别有意思，说自己爱“打仗”———什么人都敢打，十几岁的姑娘、六十岁的老人，连村长都敢动手；但是没人觉得他是坏人……怎么找到这个人的？
段锦川 ：……当时先到县里，听他们介绍情况，听哪里有意思，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划定四个乡，见这些人，和他们聊天。最后确定下来，就在梨树县的翻身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过程，最后就成了知己，他有心里话会向你说———他需要向你倾诉，我的生活就变了。这里面有个二重性，首先我完成了一个片子，有成就感；另外我介入了别人的生活，我无形地要承载别人的东西，他的情绪———他的痛苦、疑问。
星期日 ：你承载得动吗？
段锦川 ：到目前还能承受。
有个专家特让我生气
段锦川 ：(接了一个电话)喂……
星期日 ：你们刚才(电话里)在说《我们的土地》吧？
段锦川 ：对，现在在央视的“见证”播。是一个观众打来的，说有些部分拍得难懂、枯燥，有些部分好看。这两天我也在考虑纪录片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在北美，娱乐化倾向很明显；欧洲宽容度高些。我在想纪录片有必要那么好看吗？好看的东西有好看的东西承载：“功夫”、“天下无贼”、春节晚会……我做纪录片不是娱乐大众。
星期日 ：“好看”不是说一定要“迎合”或者“娱乐”，你拍了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他们肯定觉得好看。
段锦川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需要不断想。但是做《我们的土地》，我是从片子的功能上考虑的，我想把一段历史的过程弄清楚一点，主要是把信息传递出去，观赏的程度就会受影响，就会枯燥，过于学术化过于严格。我就在想哪个更重要？反正历史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星期日 ：蒋樾也觉得有责任做历史纪录片。历史怎么成了你们的责任了，不是历史学家的事吗？
段锦川 ：我们如果没接触这一块也无所谓，但是我知道了———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和公共常识相去很远，就觉得必须要说。又是这么大事情———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这是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清楚这个历程是解决不了的；普通人对于历史真相有了解的权利。我不觉得单单是知识分子的事。有个知识分子特别让我生气。《我们的土地》第一部分《乡建十年》，说的是二三十年代梁漱溟、陶行知、费达生———就是费孝通的姐姐、晏阳初他们提出来的乡村建设，他们是真正的大学问家，这十年的工作卓有成效，影响很大，不过后来就被淹没了，也没人去提了。有个专家，拍这部分时我们采访过他，有一天打电话过来———我助手接的，问有没有劳务费。我知道了特别生气，要是我接的我就说：《我们的土地》采访了一百多人，要劳务费的您是唯一一个。他要钱我不生气，我生气的是，你是最应该被上一辈知识分子感动的，而且你也是最有条件像他们那样的。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过程，最后就成了知己，他有心里话会向你说---他需要向你倾诉，我的生活就变了。……另外我介入了别人的生活，我无形地要承载别人的东西，他的情绪---他的痛苦、疑问。”
电视台院子见牛羊
段锦川在西藏的日子
星期日 ：说说你的个人经历吧，好像你和蒋樾都挺独立的。
段锦川 ：对，我们家庭背景差不多。我很少见到父亲，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有个哥哥有个姐姐，一个大我7岁一个大我5岁，他们下乡早，都是知青。母亲忙，老是出差，去干校。小时候住幼儿园，周末经常来个叔叔阿姨把我接他们家去。我小学还常逃学，离家出走。有一次离家出走一个礼拜可能是犯了错误怕家长打，其实也没跑远，就在院子里，他们找不找。院子很大，有地下室，吃的住的都有。就过了一个礼拜，每天白天溜回家吃点，估计我母亲也知道。后来也没说我什么。
星期日 ：我听说你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在那里放浪形骸。
段锦川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个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很开心地玩了八年，当时西藏电视台正在筹建，人手少，事不多。
星期日 ：都玩些什么，可以玩八年？
段锦川 ：什么都可以玩，爬山、钓鱼、聊天。1980级去援藏的大学生最多，学文化艺术的比较多，性格相似，臭味相投，但是物质生活很简单，但是精神生活很愉快，我22岁到30岁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毕业时候提出去西藏系里和父母都不同意。那时候分配好，(恢复高考后)第三第四届大学生，天之骄子，到处都要人。当时1979级有几十个西藏来的定向代培生，我们平时一起玩，踢球，班上有一个藏族同学说西藏太好玩了。所以大学二年级，去西藏就成了我的梦想。
星期日 ：到了后发觉“上当”了吗？
段锦川 ：没有。不过还是有点吃惊：一进电视台院子居然能看见牛羊。我没失望。拉萨满街都是嬉皮、庞克，都是旅游者背包客，跟现在丽江、桂林一样。我认识了很多朋友，那时就了解了什么户外、徒步、穿越、漂流……进了电视台，当时做的第一个工作是：下乡去买牛肉、酥油。当时我们每个人有块地，种白菜，收80斤交50斤，要不然食堂不卖给你。那时候要过节了，单位没什么吃的，台长说，你是新来的，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跟我一起去看看。我们没钱，就带了录像机，老式的很大。那时刚开始有港台片---省级电视台有交流，什么“龙门客栈”、“南拳北腿”还有一些爱情片，我们就到机修厂啊茶馆啊放了半个多月录像，就拉回去一车牛肉。1986年以后有农贸市场了，条件慢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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