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徒兆敦：纪录片其实是在看自己（来源：《领域》杂志 撰文=马尚 摄影=朱英豪）

 

司徒兆敦：纪录片其实是在看自己
来源：《领域》杂志
撰文=马尚 摄影=朱英豪

导语： 纪录片之父的格尔·格逊（John Grierson）曾说：“纪录片是对客观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正文：

司徒兆敦说自己一直认为纪录片是关于记忆。没有保留历史和记忆的有效片段，文化就不能保留。纪录片是有关现实的，它的题材和内容应比形式更重要。他也认为技术主义已经走到头了，电影要回到生活来，电影不再是贵族化的东西，应该回到生活本源。

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的纪录片？ 司徒兆敦：记录不等于纪录片，纪录片一个是要有文献价值，一个是一定要有作者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对现实的描述，主观的创意安排两方面都不缺。第一是非虚构，第二是表现出来的一定要经过作者的安排，但又不能脱离真实本身。故事片是以导演为中心来营造一个世界，纪录片只能以拍摄对象为中心，机器围着他来转，描述他，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司徒兆敦：日本的纪录片大师小川绅界一直强调：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二者之间，任何一方的强势都会使生活原貌发生变化。有的被拍摄者有表演欲，他会突出自己想要突出的东西。拍摄者强势的话，他会按着他的想法要求被拍摄者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建立两者的良性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

领：什么是纪录片的真正价值？ 司徒兆敦：一个美国黑人女孩，小的时候家里贫困，他问自己的父亲，怎么能改变这种贫困的命运呢，他的父亲回答说，在生活中，有的人让事情发生，有的人看着事情发生，有的人完全不知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你该怎么办，这个女孩听明白了父亲的话，现在成了美国最富有的节目主持人欧普拉。这句话跟纪录片有关系，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同，作者能否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这是纪录片很重要的价值。我观察，我思考，我发现，我记录，纪录片是一种时间纪录，这些是同步进行的。我反对扮演或者复拍，生活是不可逆转的。纪录片人要具有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和反应快捷。事后的任何安排都会使生活失去原有的质感。纪录片有警世的作用，这是它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领：如何保证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真实？

司徒兆敦：故事片的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双方是契约关系。纪录片是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很多国内做纪录片很多是故事片做不了，于是拍纪录片凭着爱好，还没找到保证真实的科学方法，一是我为什么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其次是我能不能进入它。纪录片拍摄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纪录片的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故事片结论很重要；新闻就是要真实客观公正。纪录片就是呈现一段时间的过程，结论让观众自己去找。要用影像来告诉观众，在这些方面，纪录片更难。

领：纪录片的环境怎么样？ 司徒兆敦：娱乐年代出故事片，政治昌明的年代才会出现真正意义的纪录片，随着国家发展、新闻的透明，百姓的知情权越来越被认同，纪录片最重要的一个是道德问题，一个是法律问题，这两条都要把握住。

领：对于那些边缘、地下的纪录片怎么看？

司徒兆敦：我不同意“地下”的叫法，我倒是更愿意去叫它们非主流纪录片，主流纪录片有公开播放的渠道，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有作用的，但又有题材和深入面的局限；另一个声音也是不可忽视的，只要不是假的、出于某种目的制造的，他们就有自己的价值。阿巴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我追求真实，但我更追求真理。”

领：有人说“体制内的导演都忙着评奖，非主流的纪录片导演都忙着参赛”，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司徒兆敦：做纪录片功利没有用，它的价值是靠时间考验的，多少年后人们会发现这种时间的积累。没有一定的耐心去观察和发现就不可能有真正价值。制作一套纪录片就如跟片中的主角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你仿似进入一段浪漫关系，你要深入了解你的伴侣，甚至比了解自己更多。

领：对于他们有什么建议？

司徒兆敦：有人做纪录片就是好事，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太有好处，我喜欢用“分享”这个词，分享别人的经验、分享别人的快乐和痛苦，并在其中找到对自己的认同。故事片是看身外的事儿，纪录片其实是在看自己。

专家简介： 司徒兆敦教授于1938年11月出生在香港，1964年，他毕业于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家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并自此一直在该校任教。37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教过多个有关导演和纪录片的课程，并于1987年出任导演系主任。曾得他指导的学生包括闻名国际的多位中国“第五代”导演，例如陈凯歌（《黄土地》，1984年）、田壮壮（《盗马贼》，1986年）和张艺谋（《红高梁》，1987年）。

司徒兆敦教授的影视作品包括电影《竹》、《青山夕照》等。1997年，获颁北京电影学院的最高荣誉金烛奖。他被誉为中国纪录片最重要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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