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琼：从我们这边来看就是，你们是多元的社会，有更多自由表达的机会，中国人再经过五十年都不太可能达到的境界。

先谈一下中国纪录片题材和方向的转变。我看到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人，身分上的转变和专业上的转变，然后是作品上题材方面的转变，从单一到多元；从边缘到现实题材；从原来简单社会问题的展示，到现在有很多文化上的思考，还有些生命意识的东西出来，我看到这些都感到挺高兴的。

我不是很喜欢提到中国的纪录片一讲就是那几个导演，但我这几年在做的时候，就发觉真正有力量的还是那些地火的东西，但就是需要你用力用心去挖掘。包括吴文光拍《流浪北京》，蒋樾开始做《幸福生活》、《拎起大舌头》、《爱情战争》，他们因为跟国外合作过，学到很多东西，到现在他们转到历史题材，做《暴风骤雨》、《人民公社》，从历史中去找内心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挺好玩的。

到了冯艳近期拍的《秉爱》，以及其它纪录片导演如蒋樾、段锦川、季丹他们，也都是慢慢将拍摄题材转向历史的层面了；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他们的思考把他们引向历史中寻找内心的答案，我非常敬重他们。

陈为军、贾樟柯这一辈，都是观照当下的现实。然后是此刻更新一代的，包括李京红、孙宪、顾桃、杨卫民。李京红的《姐妹》做的就是当下最滚烫的现实生活，是关注于「人性」；孙宪拍鸟和鸟身边的人，着重的是环境问题；顾桃做的《我的身体你作主》和《敖鲁古雅》，反映了城市化变迁给人带来的疼痛，那些痛点他都捉住了，而且更敏感，更细微；杨卫民一个人拍流落在海外的珍宝拍了十年，在拍的过程中，他慢慢产生一些文化上的思考，不只是简单地表达生活而已，他是把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放在一起对比而形成更深远的文化的思考。

前几晚我和香港一位纪录片导演谈一个提案，他本来是想做一个当下中国独立片导演现状的案子，我们也定了题目，叫《民间的书写》；那天，我们从晚上九点开始梳理这些独立导演的名单，一直弄到半夜三点钟。我自己逐个写导演的名字再写作品，愈写愈好玩，从这些导演身分、作品题材，你会从中看到一些很清晰的变化，这些是很有价值的。

早期这些纪录片导演很多都是出身电视台的，因为以前条件所限，只有官方才有这样的拍摄器材。但随着技术门坎降低，一些独立导演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例如贾樟柯等；但现在像李京红这些人，更个人、更独立，屁股更干净，几乎不沾体制内的任何东西。而且能从他们中间看到一种内在的生命力，虽然大环境可能会造成伤害和阻力，但我觉得，只要有内在的生命力，外在的阻力或压力不会对创作者造成核心的伤害。

这种变化应该是这几年的事情吧，是从李京红、陈为军他们开始，我近来接触更多这些新的东西，现在也比较喜欢这些东西，它们真的能够打开你的眼睛。像前一辈的纪录片工作者已经被报导、讨论得太多，虽然他们很多人也还一直在做纪录片，但新一代导演们做的事情，在整个媒体空间被看到的还不是很多。

看到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出来是让人很惊喜的，卖不卖得出去关系还不大，但你可以看到整个题材和内在的变化，这个特别有价值。现在新的纪录片开始回到人本身，而整个格局和视野也比以前广阔。
另外，我也看到一种专业上的转变，原来老一辈那些纪录片导演没什么画面上的基础，但现在这批人，李京红、孙宪和杨卫民都是画画出身的，顾桃是搞摄影的，都是有画面基础的人。我觉得专业很重要，专业和诚意是一个艺术作品最低的门坎，最必须的条件，没有这个的话会很难。他们都是有诚意的，而专业上的基础又比一般人好很多。

至于八○后的我暂时还没看到什么好的作品。当所有人没有相机，你有相机的话，拍出什么都是好作品；但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有DV，反而会有很多影像垃圾。